1968年年初美国和朝鲜之间发生的“普韦布洛”号危机，是冷战时期美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重要事件。从中，人们可以看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如何应对地区危机，“共产主义铁板一块”的观念在约翰逊及其主要顾问脑海中是怎样地根深蒂固，苏联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朝鲜的外交决策。
    由于难以获得有关外交档案，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无法详细考察“普韦布洛”号危机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①2000年以后，美国通过《美国外交关系文件》(FRUS)和《解密文件参考系统》(DDRS)，公布了大量涉及此次危机的档案文献，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也解密了部分相关外交文件。美国、韩国、日本、德国和中国等各国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此次危机，考察了美国最初的反应和对策、美朝板门店谈判的基本过程、朝鲜的战略意图以及苏联所扮演的角色，一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②2008年9月，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北朝鲜国际文献项目与北韩大学院联合召开了题为“朝鲜半岛的危机与对抗，1968-1969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公布了300件美国、朝鲜以及苏东国家的相关档案。③2010年6月，北朝鲜国际文献项目与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又公布了一批有关“普韦布洛”号危机的多国档案文件，标题为“有关北朝鲜的新证据”。④这些新史料的出现使进一步研究“普韦布洛”号危机成为可能。本文拟利用以上新近公开的美国、苏联和东欧国家档案文献，对以往学者们很少关注的“普韦布洛”号危机初期的美苏交涉问题加以评述。
    危机发生前后美国的惯性认知
    1952年10月24日，杜鲁门(Harry S.Truman)总统下令将武装部队安全局(Armed Forces Security Agency，AFSA)更名为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使命是在国防部长的领导下依据美国通讯情报委员会(United States Communications Intelligence Board，USCIB)制定的政策收集和撰写通讯情报。⑤很快，国家安全局便在世界范围内设立了2000多个监听站。但这些监听站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非洲只有两个，南美洲则一个也没有。为了解决该问题，国家安全局仿效苏联，将退役货船用于情报收集，使之成为流动监听站。1965年，海军部仿效国家安全局的做法，单独发起了一个将轻型货船改造为“辅助总体环境考察船”(Auxiliary General Environmental Research，AGER)的计划，“旗帜”号(AGER-1)、“普韦布洛”号(AGER-2)和“棕榈滩”号(AGER-3)相继诞生，主要任务是在目标国家的近海收集信号情报和水文资料。国防部之所以批准该计划，根本原因在于相信美苏之间在互派间谍船问题上存在“对等原则”--只要对方间谍船不侵入己方领海，则听之任之；即便对方间谍船驶入己方领海，也不发动攻击，仅要求其重返公海。军方领导人特别是情报部门首脑还认为，其他共产党国家在苏联的“约束”下同样也会遵守这一原则。由于对“对等原则”深信不疑，加上资金紧张，船只改造、人员配备和试航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远距离无线电导航系统误差较大，通讯设施性能不佳，信号情报收集设备和军事装备安装位置不当，紧急破坏方面准备不足；船员年龄偏低且缺少训练，翻译人员水平欠佳；试航时设备多次出现故障并遭到敌国骚扰等现象没有受到决策者应有的重视。⑥不过，对“普韦布洛”号来说，更糟糕的是首次航行任务的提出及其风险评估。
    从1966年秋天开始，朝鲜非军事区(Demilitarized Zone，DMZ)武装冲突的次数明显增加。⑦鉴于此，1967年下半年，“联合国军”司令兼驻韩美军司令查尔斯·博恩斯蒂尔第三(Charles H.Bonesteel Ⅲ)、美国情报委员会(U.S.Intelligence Board，USIB)和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均建议或呼吁情报机关加强对朝鲜军事活动的侦查，对朝鲜发动“颠覆和常规战争”的能力与意图作出评估。⑧考虑到朝鲜电子情报收集的优先性，美国驻日海军司令提议，将朝鲜作为“普韦布洛”号处女航的主要目标，任务为体察朝鲜东海岸电子情报收集环境，分析朝鲜海军活动情况，监视苏联海军在对马海峡的动向，试探苏朝对公开情报收集活动的反应，报告苏朝军队的调动情况并评估自身能力。期间，“普韦布洛”号要在朝鲜海岸进行长达17天的作业，有时必须深入距离朝鲜海岸约13海里处，并在“极为危险”的元山港附近收集电子情报。军方对此次行动的危险程度进行了评估。评估工作总体上来说进行得较为仓促，原因是至少有四级共6个国家机构参与其中，而时间却只有短短的12个工作日(其间又恰逢圣诞节)，且同期还有808项敏感的军事情报收集任务接受评估。在考虑是否批准这项行动计划时，各级审查机关均将以下假设作为“不容置疑”的评估前提：朝鲜会遵守公海法，允许外国战舰在其宣称的十二海里领海之外作业。最终，此次行动被认定为“最低风险”(minimal risk)。1968年1月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告知驻太平洋美军司令，“普韦布洛”号行动计划获准。⑨
    1月11日，“普韦布洛”号驶离日本佐世保港，开始执行任务。23日上午，“普韦布洛”号像以往一样来到元山港附近收集情报，一切都非常平静。午饭时分，航信士官发现远方一艘朝鲜SO-1型猎潜舰艇正在全速靠近。在距“普韦布洛”号约500码处，猎潜舰艇开始作顺时针环行，并以国际旗语询问“普韦布洛”号的国籍。船长布赫(Lioyd Bucher)不予理睬。15分钟后，另有三艘苏制朝鲜P-4型鱼雷艇高速靠拢过来。“普韦布洛”号船员仍然将其当成惯常的骚扰。突然，朝鲜猎潜舰艇用旗语命令道：“停船，否则我就开火。”“普韦布洛”号答复说：“我船处于国际水域，欲在此停留至明天。”没过多久，两架苏制朝鲜米格战斗机飞至“普韦布洛”号上空，另外还有一艘猎潜舰艇和一艘鱼雷艇驶出元山港，前往事发地点。朝鲜方面很快做好了登船准备，“普韦布洛”号加速逃跑，船员们着手进行紧急破坏。朝方开火，“普韦布洛”号被俘，船员一死四伤。⑩
    值得深思的是，危机发生后，美国主要决策者并未因此怀疑“对等原则”的有效性，而是继续沿着类似于“共产主义铁板一块”的思路从各种角度将危机与越战联系起来：约翰逊总统指出，东方的越南、朝鲜和西方的柏林同属一体，“普韦布洛”号危机与越战密切相关；(11)在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看来，朝鲜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在越南问题上向美国施压，并开辟第二战场；(12)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McNamara)声称，朝鲜半岛危机的背景是越共加紧攻击美军；(13)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沃尔特·罗斯托(Walt W.Rostow)则认为，朝鲜攻击“普韦布洛”号可能不仅与北越的军事行动有关，而且与共产党在太平洋地区的许多行为相呼应；(14)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M.Helms)的结论是，朝鲜此举意在阻止韩国继续向越南派兵，扰乱美国在越南的行动。(15)与这一主流看法直接相关的另一种获得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朝鲜俘获“普韦布洛”号的行动蓄谋已久，苏联是知情者，甚至还可能是主谋。(16)于是，美国一面向事发地大规模调兵遣将，进行武力威胁，(17)一面要求苏联向朝鲜施压，迫使对方还船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