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化推动国际秩序的重建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变化了，但国际秩序并没有崩溃，其基本的规则、机制和范式仍然是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例如“主权和平等”仍然是主导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联合国仍然是维护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超国家行为体。但旧的国际秩序存在许多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问题，需要发展和完善。
        美国希望建立由美国领导下的、单极的“世界新秩序”，而不是多极的世界新秩序。美国的“世界新秩序”被英国前首相希思斥为“新帝国主义”[4]。“9·11”事件后，美国的“新帝国主义”有了发展。美国“新帝国”论者鼓吹，美国拥有空前的超强实力，美国要利用这一无与伦比的实力优势，抓住“9·11”事件这一契机，反恐谋霸，追求绝对霸权和绝对安全，以“权治”代替“法治”，建立一种全新的“美国治下的和平”。
        在“新帝国主义论”的影响下，美国的全球战略出现了重大调整。随着苏联的消失，两极格局的瓦解，美国关注的不再是“共产主义扩张”，而是扩大美国式民主，“消灭世界上的暴政”。为确保美国的一超大国地位，美国还将控制地区冲突、防止核扩散和尖端武器扩散、反国际犯罪等问题摆在更重要的位置，贸易、投资、环境保护、移民、打击走私贩毒、制止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等问题日益成为其关注的重心。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机制与国家规范，实现美国对世界的领导[1] （P279）。
        但是美国这一战略的实施，比实施“遏制战略”更困难。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支配的结果。国际秩序之争，实际上是权力和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和国际机制之争。因此国际秩序的构建，受到大国关系的影响。美国要建立一国统治下的国际秩序，必然会遭到其他大国的反对。
        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首先是国家和地区集团化趋势加强，美国、欧盟、东盟、阿盟、非统、里约集团等，都得到发展；非国家行为体增多，联合国从原来的两大机制，即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发展到三大机制，增加了人权理事会。致力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空前增多，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8000多个增加到冷战结束后的16113个。它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美国和其他各国都起着牵制作用[5]。
        在美俄关系上，俄罗斯虽无力与美国争霸，但是俄罗斯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仍然占最重要的地位。美国对俄罗斯的基本政策是：促使俄罗斯向民主化、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方向转变；扩大冷战成果，使俄罗斯在军事上对美国构不成威胁；把俄罗斯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机制，促使俄罗斯西方化。因此美国给俄罗斯一定的经济援助，在一些公共事务领域进行合作，如在反恐、传染性疾病的预防、环保等方面合作。但是美国在军事上削弱俄罗斯，在战略上，推动北约东扩，封杀俄罗斯的发展空间。
        从1990年到1994年上半年，美俄关系经历了短暂的“蜜月”。但从1994年下半年到2001年9月，双方矛盾和摩擦明显增加。俄放弃了“一边倒”向美国的政策，开始维护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美国采取多种方式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双方在北约东扩、波黑冲突、伊拉克武器核查、俄国与伊朗的核合作、独联体及科索沃等问题上矛盾突出。
        美国一直在努力确立对俄罗斯的军事优势，要求俄罗斯尽快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以削弱俄罗斯的战略核武器。但俄罗斯国家杜马不予批准。美国要求修改《反导弹条约》和发展“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俄罗斯则反对。针对1999年10月美国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导弹拦截技术首次实验成功，俄罗斯也于当年11月成功发射了一枚近距离拦截反导弹的导弹。
        美国向俄罗斯提供的经济援助，口惠而不实，拖延向俄罗斯提供永久性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美利用俄罗斯经济困难，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引起俄罗斯的不满。布什上台后，双方在“反导条约”和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上的分歧加大，双方关系降至近年来的最低点。1996年初，俄罗斯改行“双头鹰”政策，出台了《俄罗斯国家安全新构想》，明确将北约作为主要对手[6] （P2）。
        从“9·11”事件至现在。俄美关系又开始亲近。俄国支持美国对阿富汗的打击，并提供美国运送“人道物资”的“空中走廊”等。作为回报，美国和西方把俄罗斯视为重要的伙伴。2002年5月，两国建立新型战略关系。布什总统表示支持俄罗斯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表示美国不再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俄罗斯在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和北约东扩问题上立场也出现变化。在2002年北约会议上，俄罗斯与北约首脑发表《罗马宣言》，决定双方建立新的合作机制，以建立“20国机制”取缔原来的“19+1机制”。
        双方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双方在北约东扩、打击伊拉克、俄罗斯与伊朗核能领域的合作、美国军事力量在中亚和外高加索长期的存在等方面的分歧。
        美国与西方盟国的关系，也并不融洽，存在着合作与斗争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公共事务上，在事关欧盟利益的问题上，欧盟和美国合作。例如在波黑问题和科索沃战争上，欧盟与美国合作。但是欧盟与美国的利益是不同的，欧洲对外政策的独立性日渐增强。1999年欧元的启动后，在许多问题上，包括经济、政治、军事上，都与美国有矛盾与摩擦。在经济上，欧盟在1996年曾抗议美国政府通过的“赫-伯法”，迫使美国不得不采取措施，推迟实施“赫-伯法”的部分条款。在政治上，在第53届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法、德、意等欧洲大国不愿与美国合流搞反华提案。在军事上，欧盟积极推进欧盟防务一体化，恢复和加强西欧联盟，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谋求在北约内建立欧洲防务特性。
        冷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为对付中国，双方找到了共同点，重新确立“美日战略同盟关系”。但日本只是美国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盟友，美日双方时有摩擦和矛盾，特别是经济摩擦不断。从长远来看，美日经济摩擦不会结束。日本努力营造以日本为中心的经济圈，要求成为政治大国，希望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都将增加美国的戒心。要建立双方都满意的世界新秩序，绝非易事。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要建立美国霸权下的“世界新秩序”，加剧美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矛盾。在政治上，美国向亚洲各国推广美国的“民主和人权价值观”。美国的这一战略设想，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2] （P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