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由电视和出版引发了“明史热”，但是其中很多作品误导了广大观众和读者。这些作品描述嘉靖、隆庆以后的政治腐败与国家颓势，并由此下结论说，明亡于万历。其实，这是一种传统的说法，也是对明史的误读。
    今天国内外的明史专业研究者，多数人都认为明朝自万历以后，发生了社会转型。为什么人们会误读晚明？我认为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个原因：一是清朝统治者为说明其取代明朝的合理性，有意夸大明朝的失误。明亡于万历、天启之说，出于嘉庆帝之口，以表明其祖先万历间起于辽东之合理性。二是明朝遗民反思亡国原因，总结其失误，对晚明的政治与社会风气颇有批评。三是清及以后的史家，在论及晚明的时候常常会与明太祖、太宗时代或与清康、乾盛世相比，在盛赞明初及康、乾盛世的同时否定晚明，忽略了建立在专制政体之下的“盛世”，是落后的政治体制所维系的暂时的强大。四是以往历史的研究，重政治史研究，忽视了对晚明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等方面的研究，对晚明社会转型变化的实质尚不了解。
    明史学界对晚明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发展变化早就给予了比较肯定的评价，但对晚明政治一般多持批评态度。我认为，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变化不可能不影响到政治领域，晚明政治其实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专制统治的松动。
    万历十七年（1589年）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给神宗上了一份奏疏，他在这份奏疏中将皇帝骂了一顿，说神宗病在“酒色财气”：“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以皇上八珍在御，宜恩德将无醉也，何酿味是耽？日饮不足，继之长夜。此其病在嗜酒者也。皇上妃嫔在侧，宜思戒之在色也，何幸十佼以开骗门，溺爱郑妃，惟言是从。储位应建而久不建，此其病在恋色者也。皇上富有四海，宜思慎乃俭德也，夫何取银动支几十万，索潞绸至几千匹，甚至拷宦官，得银则喜，无银则不喜，沂之疮痍未平，而鲸凭钱神复入，此其病在贪财者也。皇上不怒而威，宜思有忿速惩也。夫何今日杖宫女，明日杖宦官，彼诚有罪，置以法律责之可也，竟使毙于杖下，甚则宿怨藏怒于直臣范、姜应麟、孙如法，俾幽滞拘禁，抱屈而不伸，此其病在尚气者也。夫君犹表也，表端则影正。皇上诚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会？皇上诚恋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荡？皇上诚贪财矣，何以惩臣下之饕餮？皇上诚尚气矣，何以劝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缠绕心身，臣特撰四箴以进，对症之药石也，望采纳之。”
    时值岁暮，留其疏十日。转年正旦，神宗见阁臣申时行等，把雒于仁的奏疏给他看，并且自辨甚悉。时行等则劝以“此疏不可发外，恐外人信以为真”云云，奏疏遂得留中。这是迄今我们能够见到的最为大胆辱骂皇帝的事例了，而更关键之处还在于事情的结果。这当然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直接关系。
    随着晚明社会僭越之风的盛行，官场的等级权威也受到挑战。当时的内阁大学士许国曾说：“小臣一开口，不必是，即为风节；大臣一开口，不必非，即为朋比。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更有甚者，万历二十一年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与东林党先躯顾宪成一段对话，更直指皇帝和朝廷。锡爵道：“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则道：“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许国所论，是世风对于传统等级观念的变异；宪成所言，则代表了当时部分士大夫不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而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的政治观念。
    香港中文大学朱鸿林教授在研究万历年间将王阳明入祀孔庙的过程中当时朝廷中讨论的情况时发现，对于此类重大事项的决策，竟然是通过朝廷中相关官员集体讨论，采用计票方式来决定的。以我陋见所及，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实乃绝无而仅有者。
    万历中后期，社会舆论对于时政的批评，从官场而渐至民间，从少数而至普遍，从口喃耳语而至抵掌剧谈。内阁首辅沈一贯于万历二十六年所上的揭帖中说：“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闻耳。”他这里所说的“众怀怨愤”，其实是晚明社会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态。他所说的这种舆论波动，主要是在都会城市之中，所谓“通衢闹市”。这一切当然都是商品经济在发生作用，所以主要也就发生在市镇范围，但毕竟冲击了旧日的政治体制。
    明代自正统减赋后，赋税政策开始有实质性变化，所谓民力稍苏，财赋渐存于民间。随着商品生产发展，财富的价值与日俱增。嘉靖间权臣严世蕃在家中排列海内十大首富而不是十大官员，彰显财富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万历以后，人心追求财富，商人地位上升，官民商贾之中，富可敌国者日多，明神宗也成为以贪财好货著称的皇帝。《明史·食货志》记：至神宗万历六年，太仓岁入凡450余万两，而内库供金花银外，又增买办银20万两以为常，后又加内操马刍料银7万余两。这基本没有超出旧日金花银总量。可是时代变迁了，社会生活改变了，人们的财富增加了。晚明奢靡风气之盛，岁以百万为额的金花银显然已不足神宗的御用，于是神宗开始征收矿税。而矿税之兴，不仅神宗获利。宦官乃至地方官吏也有了贪污机会，于是又因此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利益链条。以矿税为贪污之道，不同于传统的贪腐，而明显带有新兴的商品经济发展条件下的变化。由此而引发的民变，则发生于临清、武昌、广东及江南各地城镇，部分持不同政见的官员和商贾也成为民变的同情与支持者。民变之目的，不在于均贫富，而在于改变既行的政策，是民众力量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其于社会发展的革命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于是出现大量对于朝政和官员贪污风气的批评的奏疏，批评的言辞也不断激烈。
    清朝人称明朝的言论大胆为“横议”。清人蒋超伯《南漘楛语》卷6《横议》记：“有明横议最多，略无忌讳。谓太祖杀徐夫人，于余永麟《北窗琐语》见之。谓……仁宗中毒，于杨仪《螭头密语》见之……谓宣宗为惠帝之子，于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见之……高拱《病榻遗言》公然述张江陵构隙之故，一曰《顾命纪事》……尤今人所不敢言也。邓元锡网罗故实，公然撰《明书》45卷，起于太祖，讫于世宗，尤今人所不敢作也。”
    言论的大胆，当然是政治宽松的表现。晚明虽然主体上仍处于君主专制政体之下，但与明初已迥然不同，与其后的清代更有着天壤之别。这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中，是绝无而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