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德雷认为历史事实得自推论，而推论的基础就在于历史学家本人的经验与他研究的过去二者之间的类比。[13]这种认知在狄尔泰、柯林武德那里得到了呼应，在当代历史学家普罗斯特的教科书中，它几乎被认定为历史学的基本原则。⑧此时，类比在历史解释中的重要性获得了确认，它甚至被视为逻辑推论中的前提和基础，就像前文谈到戴维斯运用常识建立起因果阐释那样。然而，事实是，类比中存在比喻和想象成份，这使它并不能隶属于严格的逻辑范畴；通过类比建立起来的历史解释与其说遵循了逻辑推论的规则，不如说只是合乎心理的规则，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在以类似的当下经验充当历史解释的依据时，是根据心同此理的原则来移用当下经验的。例如在《马丁·盖尔归来》中，多年前的记忆常常难以复原、说谎者可能被社会摒弃、经济纷争易导致人与人反目为仇等等，这些抽象原则是关联当下经验与历史经验的桥梁。它们通过归纳从具体的当下经验中生成，再通过演绎赋予被选择的具体的历史经验一种解释性力量。既然这些抽象的原则是从历史学家的当下经验中的移用，它也就在当下社会情境中具有某种普遍性，这意味着运用它建构的历史解释，也更容易被当下读者所接受。换句话说，历史叙事中的以己（当下之历史学家）之心度人（历史行为者）之腹，事实上通过历史文本之被接受，已被转换回以己（当下之读者）之心度己（当下之历史学家）之腹。这从叙事论证的效果而言，当然是更有效率的。如果历史事实作为推论是借助于类比以历史学家在现实经验中归纳的原则做为基石，那么，与历史学家同时代的读者在接受历史解释时，便再次借助于类比将其中暗含的原则还原到了当下。这倒像是当下诸原则的一种循环论证了，通过现实了解历史与通过历史了解现实在这里形成了完整的循环。但是，它不是一个闭合的循环，因为历史学家和读者各自从自我当下的经验中得出的常识性理解本身可能存在差异，表现出个体对于现实的不同理解。当我们阅读历史叙事文本时，或者得到读者认同并引发读者修正自身认知结构，或者出现读者排斥该历史叙事，进而由读者创作出反映其认可之常识的新的历史叙事，参与至历史叙事的文本竞赛中来。这意味着对于“常识”，事实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而不同的“常识”持有者便可通过历史来寻求超越现实经验的更大范围的普遍性，从而为自我的认可做出论证，也将自我的历史理性扩大为更大范围的主体间性。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借助于历史叙事完成的这种类似于循环论证的自我阐释不常有自觉，原因之一在于作者与读者往往不处在同一时代或历史情境中；但是，对不同时代或情境形成的理解证明了可理解性的存在，它仍然会指向不同时代可能共有的个人效能规则与社会行为规范（如个人记忆的耗散与排斥谎言的社会机制）。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心理机制常常阻止了我们产生类似的自觉，因为我们总是不得不用他者阐明自我，并且认为它者相对于自我而言更易于达成客观。于是，作为他者的历史就成了现实中的自我披上的那件客观性的外衣；历史越是被坚定地认为具有客观性，也就越是表明那坚持者沉迷于皇帝的新衣。若是对这样一个基于常识的历史叙事与接受过程有充分的自觉，无疑，历史理性就呈现为一项服务于历史学家自身目的的计划，而合目的性、合规律性，均出自认识主体的设计。
    以上是一种针对理性的历史研究从逻辑上推论出的说明，问题在于，这是在证明历史研究的意义与过去无关而只与当下有关吗？历史难道没有丰富我们对人生和世界的理解吗？历史除了充当当下认识主体的意向性和目的性的证据，它有没有独立于现实之外的空间？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依次给出确切的回答：是、有、没有。自18世纪末以来，人类关于历史理性的思考史，可以按照不断强化、深化、层次化对认识主体之自觉性的意识这一主题来建构。具体的历史研究在过去的岁月中，是否提前、同步或延迟地表现出历史理性生成史的发展节奏，这仍然是个值得实证探讨的问题；而按照历史理性的要求，何以需要建构一部历史理性与具体历史研究之间的交往史，同样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反思的问题。
    注释：
    ①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再版译序》，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页。邓晓芒先生就此提出质疑，认为何兆武先生所谓的康德第四批判不过是第三批判的一个分支。参见邓晓芒：《康德历史哲学：“第四批判”和自由感--兼与何兆武先生商榷》，载于《哲学研究》2004年第4期。此争论并非本文重点，从略。
    ②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再版译序》，第6页。在此，何兆武先生的理解消除了他以往的疑惑：为什么康德并没有考察历史知识何以可能，就径直拈出人类历史的起源与归宿？
    ③本专栏吕和应的文章《德罗伊森的“历史理性批判”》中提及德罗伊森之前的历史哲学家多涉及“系统论”，少涉及“方法论”，这一观点可资参考。
    ④[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页。康德此话也转述自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参见第5页译注。
    ⑤戴维斯曾经在访谈中说：“一部好的微观史却同时需要具备细节、证据和总体史的雄心。”见《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76页。
    ⑥如基于回忆的感悟、怀乡、类比、执念等等。
    ⑦就如当前国内经常发生冒充旧时同学或友人的电话诈骗案，骗子往往以调动受骗者的少许旧时记忆来引导骗局继续。
    ⑧普罗斯特写道：“历史学家的推理是通过与现在进行类比来进行的，他是把在大家日常社会经验中得到验证的解释模式转用于过去。”参见《历史学十二讲》，第141-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