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城市。它既是国民政府的经济、文化中心和政治次中心，也是列强利益交汇之所在，更因此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上海抗日斗争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上海的特殊环境和有利因素，使这座城市的优势条件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20世纪30年代前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当时国内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适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实现了政策策略的重大转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和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建立。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和上海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占据着枢纽地位，发挥了重大作用。
    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政策策略上逐步走向成熟。这是党能够在重要历史关头领导上海抗战并争取胜利的重要因素。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江苏省委于1937年11月在上海重建。上海全面沦陷后，江苏省委奉命转移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1943年改为华中局敌区工作部（1944年改称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继续领导上海及江苏敌后重要城市地下党的工作。全面抗战时期，上海党组织在中央直接指导和江苏省委（华中局城工部）领导下，努力恢复、巩固和发展党的力量，着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使党成为领导上海抗战的坚强战斗堡垒。
    至抗战胜利前夕，在上海市区坚持地下斗争的党员人数从1937年的130余人发展到2800余人，成为领导上海抗战转入反攻、赢得胜利的关键政治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城市。它既是国民政府的经济、文化中心和政治次中心，也是列强利益交汇之所在，更因此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上海抗日斗争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上海的特殊环境和有利因素，使这座城市的优势条件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中央机关长期坚守和战斗的地方，也是党领导文化工作的中心。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党组织以文化工作为重点和突破口，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使上海成为全国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孤岛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上海的特殊环境和列强之间的复杂矛盾，依托租界坚持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壮大了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利用洋商招牌进行抗日宣传、团结国际人士推进救亡运动、借助复杂环境开展情报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绩。
    在上海郊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浦东、青浦东乡、嘉定西部、崇明中部等抗日游击区和多支抗日武装部队，对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上海郊县抗日游击武装在大江南北与新四军并肩作战，在战略、战役、战术各个层级发挥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为配合新四军开辟苏南、苏中和浙东抗日根据地起到了奠基和推动作用。
    发挥上海大城市的优势，全力支援人民抗日武装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尤其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是中共中央赋予上海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上海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支援是全面的，举凡人力、物力、财力、技术、文化、宣传等方面，莫不竭力供应、大力援助。上海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支援又是全程的，从江西到皖南、从江南到苏北、从江淮到浙东，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上海支援工作的最大价值在于：就人而言，包含了大量新四军紧缺的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就物而言，包含了农村根据地所缺乏的和难以生产的急需物资。就此而言，上海的支援工作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具有难以替代的特殊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于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在上海坚持斗争并争取最后胜利，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坚持实事求是，适应形势、环境、任务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工作策略和行动方针。以全面抗战时期为例，上海党组织领导抗战的策略方针经历了5次大的变动和调整。正因为上海党组织能够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才使得每一次策略调整都使党的工作争得了主动权，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顺应了形势变化和任务需要，推动了上海抗日斗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上海抗战中，特别注重发挥创造精神，在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中创造性开展工作，以灵活多样的方式与日伪作斗争。中共中央的指示指导和全国抗战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具有普遍意义，上海的具体形势、环境、任务则具有特殊意义。上海党组织在调整工作策略方针时，既表现为执行上的坚决性、自觉性，又体现出落实上的主动性、创造性，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反映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本文根据“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