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信股票是清政府于1898年发行的一种国内长期公债，近十多年来，陆续有学者加以关注。既有研究对此项公债的章程及发行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析，从清政府政治腐败、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育不良、金融机制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发达等方面分析了导致此次公债发行失败的因素，揭示了昭信股票增加人民负担，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这些分析固然不无道理，但尚未能全面展示昭信股票的历史信息，尤其不足以说明昭信股票如何走向“失信”的结局及其历史影响。① 笔者钩沉史料，拟对昭信股票的设计、在官场与民间的发行及其收场等问题，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再做点探索。
    一、晚清政府创办昭信股票缘起
    发行“昭信股票”是晚清官方一次不成功的募集公债活动。所谓公债，就是一国之中央或地方政府基于政府信用而举借的各项债务，其中以国家名义举借者，又称国债，分为内债与外债。公债制度是随着信用制度的逐步健全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对公债的起源有过这样的论述：“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所以它首先在荷兰确立起来。”② 在近代西方，公债无疑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国家经济政策，在那里，“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象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③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据统计，英国1828年的各项公债总额约为80800万镑。④ 1871至1873年间，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国债总额分别为：78497.2万镑、74879.0万镑、26147.5万镑和6735.7万镑。⑤ 可见，国债的数额同当时各国国力水平近乎成对应关系。
    近代以降，当国内有识之士探索强国富民道路时，公债制度亦成为他们关注和研究的“西政”之一。例如郑观应在19世纪80年代成书的《易言》中这样写道：“泰西各国，凡兴建大役，军务重情，国用不敷，可向民间告贷，动辄千万。或每年仅取子金，或分数年连本交还，隐寓藏富于民之义，而不欲授利权于异国也。”⑥ 马建忠于1879年作《借债以开铁道说》，对西方的“国债之说”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受不断加重的财政危机困扰的清政府，在外国资本集团的利诱与胁迫下，开始了愈演愈烈的举借外债活动。大量的洋债不仅使清政府的内政受到列强干涉，而且在经济与社会效益方面蒙受巨大损失。有人将清政府的这种国债政策同西方作了比较后指出：“今我中国以创办铁路、振兴诸事之故，向各国借贷，其迹与欧洲各国之债无殊。然欧西之债，多借之于商民，故国富而民亦富；中国之债不借之商民，而借之外国，即使所成之业可以获利，而终年利息已为外洋所得，则我中国沾其余利，当亦无几矣。此又中西国之别而不能一概论者也。”⑦ 还有人指出：“今中国息借洋款以海关作抵，其诚其信为天下万国所无，乃以此绝大利权不授于己民，而授之于外国……此所以洋款一事遂为通商以来一绝大漏卮。”⑧ 正是从减少损失，挽回利权的角度出发，国人对公债的关注重心从外债转向了内债。有人乃至指出：“必本国无款可借，始转贷于邻封方为妥善。”⑨
    随着对国债了解的日益增加，晚清官方为缓解财经困难，逐步开始自借内债。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清政府在1894年的“息借商款”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举借内债活动。⑩ 事实上，早在1878年，道员胡光墉就帮助督办西征军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举借过内债。（11） 1894年的息借商款，应该说是晚清政府首次大规模举借内债。是年9月8日，户部鉴于“海防吃紧，需饷浩繁”，而举借洋款又多所折损，认为有必要“以息借洋款之法，施诸中国商人”，遂奏准息借商款。其《章程》规定：先由户部向京城各商借款100万两，利息7厘，借期为两年半，以六个月为一期，第一期还利不还本，第二期起本利并还，定以五期还清。借款由官发给印票，以为凭券，交款购券、还本付息，皆于票内注明。朝廷复谕令各省督抚，在省会、关埠等处照户部办法，妥立章程，向各属官绅商民息借款项。经过数月的筹办，山西、陕西、江西、湖北、四川、广东、江苏等省各已筹借从数万至数百万两不等的商款，加上户部在京城所借之100万两，总数“已逾千万之数”，对缓解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发挥了明显作用，“洵于军兴用款不无少补”（12）。1895年5月，朝廷谕令此次息借商款停办。
    虽然在办理息借商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弊端，但能在短时间内筹借上千万两巨款，应该说是较为成功的，此次试办公债也为三年后“昭信股票”的发行提供了借鉴。《马关条约》签订后，对日巨额赔款造成清政府前所未有的财政负担。到1898年初，《马关条约》规定的第四期赔款即将到期，此时的清政府“库藏空虚，舍借款无以应急”（13）。各国闻此，争欲为清政府贷款。虽然“舍外洋不得巨款”早已是官方熟知的事实，但对借洋款的“种种吃亏”，中国官员自然是清楚的。面对此种局面，“为杜漏巵[卮]，免亏折而济国用起见”（14），右中允黄思永在总结此前息借商款的基础上，再次提出了举借内债的主张，得到朝廷采纳。于是，最终被命名为“昭信股票”的新一轮内债便在全国范围开始筹借。用时人的话说，昭信股票系在“旧法”基础上，“参以新意”而创设的。（15）
    二、官方对昭信股票的设计
    1898年1月30日，黄思永上《请特造股票筹借华款疏》， 提出应发行借款“股票”，以充分挖掘和积聚华民的财富，尤其是应“严责中外臣僚，激以忠义奋发之气，先派官借，以为民倡”，则“合天下之地力人力财力，类别区分，各出其余，以应国家之急；似乎四万万之众，不难借一二万万之款”。（16） 鉴于此项借款关乎国家的自立自强，所以黄思永请将借款“股票”命名为“自强股票”，俾华民明了此次借款系“因国计自强派股”，进而“人人晓以休戚相关之理，人人动其忠君爱国之忱”。在利益保障方面，此项股票定以一年见利，“既速且准”。黄思永乐观地指出：通过精神激励和收益保障，华商一定会积极响应，“安见将来风行之盛，不如外洋”。（17） 正为财政危机困扰的光绪帝对黄思永的奏疏十分重视，传旨“著户部速议具奏”。2月4日户部上《奏准自造股票筹借华款疏》，基本上同意黄思永的方案。光绪皇帝当即批准，并对此次募集公债寄予了厚望。此后，总理衙门和户部对于股票章程进行了反复修订，时为户部和总理衙门要员的翁同龢在其日记中对此有所记载：
    （1898年）2月8日：“黄慎之来谈昭信股［票］事……午至户部商股票事。”（18）
    2月11日：“晚赴总署，以股票章程交樵野改，与颂阁书论股票事。”（19）
    2月12日：“饭后至户部，画股票章程稿，余与樵野屡改，终未妥。”（20）
    2月14日：“饭后至户部，……商量股票式，樵野必欲照俄式，令日本造之，傍晚始归。”（21）
    2月23日：“股票章程在张公处，尚未改妥。”（22）
    2月24日：“看樵野改定股票章程，甚细密。”（23）
    2月25日：“午入署，商量股票。”（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