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明代，特别是清朝的有关卫拉特的汉、满文文献如果不进行仔细的推敲，只求字面上的理解，就会产生片面的见解。举个例子，1755-1758年，满清皇帝为讨伐卫拉特蒙古多年不降之罪，采取了杀尽斩绝，迫使他们背井离乡等手段，造成了深重的罪孽。1757年的悲剧在卫拉特蒙古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那一年，奉乾隆皇帝的旨令，几万卫拉特人被活埋，无数的村落被扫荡一空，特别是对领导卫拉特四部斗争的绰罗斯和厄鲁特部更是格杀勿论。卫拉特蒙古的首府古尔扎城遭到破坏，该城中闻名于世的“巴伦召”的金顶古尔扎都纲和银顶海奴齐都纲全都化为灰烬。在古尔扎寺和海奴齐寺内可召开容纳7000名喇嘛的大法会。满人为了悔罪，收拢当地人民的心，在原寺的遗址上建造了“安远庙”。用蒙古文所写的经文有许多被烧毁了。1765年，乾隆皇帝亲自赴卫拉特草原，隆重纪念镇压卫拉特10周年，并去了“安远庙”，对卫拉特蒙古采取了奸滑的政策。那时，胜者是满清统治者，败者为卫拉特人民。所以，胜者一方以自身利益为标准，大力吹嘘自己的力量，指鹿为马，颠倒是非。伤天害理的事，也被描绘成是“正义的事业”。为民族的自由而进行不懈斗争的卫拉特蒙古因为遭到失败，所以其功绩一概被抹煞，在史籍中被冠以“叛徒”、“逆贼”、“乱匪”等罪名。对其领袖人物噶尔丹巴（Galdambaa），策妄阿拉布坦（Tseveenravdan）噶尔丹策凌（Galdantseren），舒奈（Shunai）、达瓦齐（Dawats）和噶尔丹（Galdan-Boshogt），阿穆尔萨纳（Amarsanaa）等人更是除了“猪”“狗”之类的词外没有其他称呼。深受卫拉特人民爱戴的英雄噶尔丹巴和舒奈在历史上几乎没有被记载。这一点在记录1663-1722年间事情的康熙《实录》，记录1736-1795年间事情的乾隆《实录》中清楚地得到了证实。满清时期的一切历史，档案资料都是依据这些“实录”写成的。可见，对于封建阶级的文献资料如果不加分析地引用，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人民的历史。但是一概否认汉、满文的卫拉特文献资料的价值也是行不通的。由汉文或满文写成的卫拉特史研究的基础文献资料《清实录》、《朔漠方略》、《钦定准格尔方略》等三部巨著至少应当得到利用，否则，进行卫拉特史研究将会有很多缺憾。
    过去，我们在进行卫拉特研究时，没有充分利用蒙、藏、汉、满、俄文的著作、档案资料，只是局限于手头的一些资料，从而产生了片面的研究成果，这一点上面已经说到了。
    蒙古国西部的阿尔泰地区是卫拉特四部发源地之一。那里有与卫拉特、蒙古历史有关的уенч Бодомчнийн урхацал。Алтайн таван богд。иаван хумаст хайрхан。Б--умба уул。улаан даваа。Цамбагарав уул。Баатар хайрхан уул。уенчийн цагаан д--эрс。ээрийн щар хулс。сартагтайн гуу（суваг）等众多的地方。在蒙古国科布多、乌布斯、巴彦乌勒盖、后杭爰、戈壁阿尔泰、扎布汗、库苏古尔、色楞格、苏赫巴特尔等省的卫拉特蒙古地区或其部族的后代中存有许多文化和实物方面的遗产，此外，蒙古国中央图书馆存有《卫拉特四部史》、《札雅班迪传》（四卫拉特史记）、《金念珠》、《文字的汇编》、《汗哈冉惠》等一批托忒蒙古文史料。这些文物资料对于推进卫拉特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1924年，学者K·策旺（Tseween）撰写了《蒙古诸部落族源与现状》（моголын жижиг ястнуудын угсаа。оноо--гийн байдал）一文⑨，这是蒙古学者撰写的第一篇有关卫拉特蒙古方面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蒙古国的杜尔伯特、巴雅特、厄鲁特，明嘎特，扎哈沁，吐尔扈特、乌梁海、和硕特、霍屯和从新疆迁移来的察哈尔等部的起源、历史、文化及当时的状况。在这之后，B·布彦楚格兰（B·Buyanchuulgan）的《蒙古厄鲁特史》⑩发表于30年代，该书由《噶尔丹汗》、《噶尔丹策凌汗》、《达瓦齐汗》、《阿穆尔萨纳汗》、《卫拉特部族的斗争》等五部分组成。之后直到50年代末，卫拉特研究在蒙古一度处于停顿状态。从50、60年代开始在B·仁亲（B·Rentsin）、U·达木丁苏荣（Ch·Damdinsuren）、M·鲁布桑旺丹（Sh·Luwsanwandan）等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卫拉特研究又开始得到发展。
    从那时开始，一批研究卫拉特历史、语言文学、艺术、风俗等的学者队伍逐步形成。通过走访卫拉特部族，搜集有关历史文物，托忒文文献资料，故事寓言、歌词等，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1960年，在莫斯科召开了苏联、美国、蒙古三国卫拉特研究学者会议。三国学者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情况，这次会议对于蒙古的卫拉特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65年，为纪念著名说书艺人帕尔亲（Parchin）诞辰110周年，召开了学术讨论会。这是蒙古首次召开卫拉特研究方面的学术讨论会。帕尔亲是西部蒙古巴雅特部族人，是以马头琴伴奏吟唱史诗的著名说书艺人。会议的报告、讲话及吟唱的史诗通过整理，于1966年出版专辑《蒙古英雄史诗辑》。
    1968年9月，为纪念托忒文字诞生320周年，在乌兰巴托市举行了学术讨论会。这是在蒙古举办的有关卫拉特研究的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蒙古著名学者全部出席了会议并做了学术报告。科学院院士M·鲁布桑旺丹宣读的论文为《论八思巴文和托忒文正字法中标记长元音的方法》、B·仁亲院士的论文是《论托忒蒙文的文化意义》、U·达木丁苏荣院士的论文题目为《托忒文〈罗摩衍那〉》。通过这次学术活动进一步认识用托忒文翻译、编写的书籍对于蒙古学研究，特别是卫拉特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不重视利用这些文献资料而进行卫拉特研究，将会产生片面的结论。
    1990年8月，蒙古和中国的卫拉特研究学者在乌兰巴托会晤，就各自的卫拉特研究情况做了通报，在今后的研究计划方面交换了意见（11）。在此应当特别提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拉特学研究工作最有成效，已出版、发表了许多论著。他们还召开了几次卫拉特研究方面的国际研讨会。1988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了“江格尔”国际研讨会，蒙古学者д·策仁索德诺姆（D·Tserehsodnom）、ч·达赖（Ch·Dalai）参加了会议并宣读了论文。台湾的蒙古历史研究也有进展，其中出版了几本有关卫拉特研究方面的论著（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