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则，由诸“小一”经否定而达到“大一”的过程，在逻辑上就是抽象（Abstract）的过程。而所谓抽象，就是从许多对象中舍弃了它们的特殊性（speciality）而抽取其一般性（generality），从而在舍、取并行的过程（即否定或扬弃的过程）中达到了由特殊而一般的境地，同时也就达到了由“多”而“一”的境地。按诸事物各自的特殊性即是其相互之间的异，而诸事物的一般性亦即其相互之间的同。所以，不辨异同，就无从进行抽象；而如无比较的研究，也就无从明辨异同。在这里，比较研究的“辨异同”，恰好在方法上构成了世界历史所需的“明一多”的必要条件。这样，我们就作了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的第一个方面的论证。
    第二，“世界历史”同时又是一中涵多的历史。在我们认识到世界历史必须首先视为一个整体以后，进一步就必须了解这个整体是怎么样构成的。如果我们满足于由抽象达到的“一”，那么这个世界历史的“一”也就成为抽象的无差别的“一”或者纯粹的“一”。这个“一”必然像黑格尔的逻辑的起点的纯粹的“有”（Sein）一样，它在一方面是无所不包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又是一无所有的。所以它必然会直接地转化为无。按照逻辑学的规则，一个概念的抽象程度越高，它的外延就越大，同时这个概念的内涵也就越少。概念的外延与内涵成反比。一旦世界历史的“一”的抽象程度到了最高点，它作为概念的外延便接近于无穷大，相应地它的内涵也就接近于零了。内涵接近于零的世界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它不可能作为实际的历史存在，也不具有存在的价值。
    这个道理说起来又似乎很玄虚，其实早在2000多年以前，古代的思想家们就都对此有了明白的说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所作《巴曼尼得斯篇》曾经以严密的逻辑论证了绝对纯粹的“一”是不可能存在的。不过，我们最好还是用比较形象的方法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了齐国的晏子与国君的一段对话，大意是说：齐景公对晏子说“唯据（据他的宠臣梁丘据）与我和夫。”晏子回答说：“据亦同也，焉得为和？”齐君说：“和与同异乎？”晏子说：“异。”以下他就举了一些例子，譬如，厨师作菜，要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和调味品，加以调制，才成了美味佳肴；乐师奏乐，要用各种乐器、音调、节奏，加以谐调，才能奏出美好的音乐。所以，在君臣之间，也必须有不同意见的商榷，然后才能有良好的政治。最后他说：“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晏子把无差别的“一”或同叫做“专一”，而有差别的“一”或和照理应该称为“和一”。他说的“专一”之不可取，其道理实际也适用于世界历史。
    以上我们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一”，是从各个地区、国别的历史中抽象出同而加以概括（Generalization）的结果。不如此，我们从世界各地、各国看到的就是杂乱无章的一大堆事情，就没有世界历史。同样，如果把世界历史就看作抽象的同一，那么整个世界上的事情又变成了一大口袋马铃薯。从外表的口袋（抽象）来看，它是“一”；而从其内容（具体）来看，它们仍然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多。如果要想把世界历史看成有机的“一”，那么势必要把认识再深入一个层次，由抽象再上升到具体。那也就是从同中再看出异来，看出那些各异的部分是怎么样既互相拒斥又互相渗透地构成为有机的一体的。这就是晏子所说的“和”，亦即包含了异的同或者包含了多的一。
    怎么样才能使认识深入一层次，从而由同中再看出异来？这里所需要的就是比较研究的深入一个层次。譬如，在古代的许多地区都曾有过以城市为中心的小邦，通过比较发现这一共性，是有意义的；但是还必须作进一步的比较，看出它们的差别以及如何在差别中构成一个时代的总面貌的。这样我们才能算是了解了这个时代。所以，只要有了比较研究的同中见异，也就有了世界历史的多样统一的活生生的“一”。可见，历史的比较研究在方法上又可以成为世界历史所需的“明一多”的充分条件。这样，我们就又为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作了第二个方面的论证。
    在实际的世界历史研究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人们在认识发展上的三个阶段：开始时我们看到的都是“异”，甲国和乙国不同，乙国又与丙国有异。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一处完全相同，正如没有两个人完全相同一样。继而经过比较，人们又会发现，不同国家之间原来在甲方面有相同之处、在乙方面又有相同之处，以至有多方面的相同之处。于是，人们的认识就达到了由异而同、由多而一的阶段。再进一步，人们不能满足于抽象的“一”，就又经过比较而认识到世界正是一个多样统一的有机整体。这样就完成了对世界历史的一次完整的认识过程，而且这样的认识过程实际是需要不断深入进行的。而全部这样的认识过程都必须也必然是在比较的研究中实现的。有时不免会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初步一比，就断言世界的各个地区、国别的不同，从而否认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其一般的规律；这种情况，如果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有所“蔽”，蔽于异而不知同。另一种是通过比较而看到了各个地区、国家的共同性，继而又忽视了世界的多样同一性；这种情况，如果用荀子的话来说，也是有所“蔽”，蔽于同而不知异。这两种情况在世界历史的研究过程中的出现是难免的，不过这不是比较研究的过错，而毋宁是比较研究半途而废的失误。只有在不断深入的比较研究中，我们才能达到世界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
    以上从“同异”与“一多”的逻辑联系探讨了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下面再就关于世界历史的一些具体问题谈谈它与比较研究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知道，“世界历史”既是在比较中逻辑地存在的，又是在联系中现实地存在的。那么，这两种存在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通常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历史”被学者们分为两大阶段，其间以公元1500年左右的新航路的发现为界。这种分期的标准是全世界范围内各地区、国家间的实际联系的开始。在此以前，世界尚未形成一体，如果说有“世界历史”，那也只能是它的准备时期或潜在阶段。而在此以后，世界就真正逐步地走向一体化，以至于终于达到密不可分的程度。这种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因而也为人们广泛地接受了。那么，在这样的世界历史分期中，比较研究的作用和意义又是什么？如果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回答，那就是：世界各地、各国间的现实联系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而比较的研究则可以告诉我们它为什么是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