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旧金山和约与中苏在停战谈判中的强硬立场
    1951年7月6日，美国政府向苏联大使馆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及美英共同草案。备忘录以不容商量的口气指出，这个经过修改的草案已经“体现了参加签署对日和约的盟国基本上能够接受的条件”，并将于7月20日左右分发给所有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因此，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苏联政府的意见。使苏联感到更气愤的是新草案在领土条款中所做的重要修改：3月30日草案提到日本应该向苏联归还南库页岛及其毗邻岛屿，移交千岛群岛，而在7月3日的草案中只谈日本放弃对这些领土的权利和要求，却丝毫没有提到其归属问题。不等苏联答复，7月20日，美英两国大使同时拜访苏联外交部，递交了美英联合照会、关于参加1951年9月4日旧金山对日和约国际代表会议的邀请函、和约草案正式文本及其他一切有关文件。照会指出，这次会议是在美英共同草案的基础上召开的，美英政府请求告知，苏联政府是否接受这个邀请？尽管在照会中建议对和约草案提出意见，但同时又声称，不管有何意见，最终文本都将在8月13日予以公布。柯克还在口头声明中强调，召开国际会议不是为了制定条约，而只是为了签署美英8月13日的草案。（注：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89-91.）
    斯大林确实为难了：参加会议无疑意味着向美国低头，拒绝出席又将处于外交上的孤立境地。面对这个难题，苏联政府显得有些不知所措。7月21日葛罗米柯向斯大林建议苏联应该出席旧金山会议，可能因遭到拒绝，他在8月1日重新起草的照会中，说明了苏联不能参加这次会议的理由。但几天以后，苏联的想法又变了。8月10日，联共（布）中央专门讨论并通过了外交部准备的决议草案。与1947年出席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的方针如出一辙，苏联的立场是：出席旧金山国际代表会议，同时批评和修改美英草案，特别是要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参加会议，争取通过这些修改意见，否则将拒绝签署条约。随后，苏联于8月12日向中国通报了这一立场，并解释说，“苏联很难拒绝参加上述会议，因为这种拒绝可能会使社会舆论认为苏联不愿意与日本恢复正常关系”。苏联保证将在会议上提出必须邀请中国代表的问题，并强调“没有中国的参加不可，能缔结对日和约”。（注：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91-93，95.）不久，苏联又向中国政府通报了关于日本赔偿及限制武器规模的建议。（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86-02，第6-7页。）对于苏联出席会议的做法，中国显然是理解的。8月1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同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时说，印度政府是否出席旧金山会议，当然由印度自己决定。如果印度参加会议而能始终坚持原来的主张，这种做法也是合理的。（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71页；《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62-364、366-367页。印度和缅甸最后因不赞成美英条约文本而拒绝参加旧金山会议。见Тихвинский，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с。9。）
    旧金山会议的过程十分简单，如同人们预料的那样，苏联代表葛罗米柯首先发表了关于对日和约建议的演说，提出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就不能讨论对日和约。遭到拒绝后，苏联代表又提出了关于修改和约草案的建议，美国同样不予讨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波兰、捷克等国代表只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注：详见《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68-386页；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98；Тихвинский，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с。9。）中国人似乎早已预见到和会的结果，并事先准备了关于旧金山和约的声明。9月3日旧金山会议尚未召开，周恩来就在一次报告中宣称，我们不能承认这个会议。（注：《周恩来年谱》上卷，第178页。）差不多与旧金山签约仪式同时，北京时间9月7日晚，中国外交部就把拒绝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声明文本交给了苏联使馆。（注：Капица，На разных nараΩΩеΩях，с。130.）
    就在旧金山和约缔结5个小时后，艾奇逊和吉田茂在旧金山军人俱乐部签署了已经准备就绪的日美安全条约。12月24日，吉田茂又在杜勒斯的压力下致函蒋介石，建议缔结和约。此后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双方于1952年4月28日，即旧金山和约生效前7个半小时，签订了“日华和约”。（注：详见《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93-394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7）第105-110页。）至此，美国人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其东亚集体安全体系的构想，接下来便要着手解决朝鲜停战的问题了。然而，在远东外交舞台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的苏联和中国，却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表现出异常强硬的立场。
    由于拒绝签署旧金山对日和约，苏联的对日政策以及在日本的地位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首先面临的就是撤销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问题。还在和约生效前，苏联外交部已经估计到这方面可能出现麻烦，但没有可以采取的积极措施，只能等待。1952年5月21日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向斯大林报告说：鉴于对日和约已经在各国相继获得批准，美国将公开发表声明，以“停止对日本的占领”为借口，宣布撤销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事实上这两个机构“现在都已经无所事事”，而那时就只剩下苏联代表了。为此，苏联驻东京的代表基斯连科建议，不要等美国采取行动，“我方应主动声明停止对日本的占领，撤销一切与占领有关的机构”，“同时要求尽快从日本领土上撤走一切占领军队，将所有主权交还给日本人民”。但苏联外交部认为现在发表这样一个正式声明是不适宜的，“因为难以对社会舆论说清，为什么不承认单独对日和平条约的苏联，现在却建议撤销1945年12月由盟国决定成立的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因此，苏联只能在美国采取行动后，发表一个谴责性声明。维辛斯基还提出，由于“现在尚无可能建立苏日正常的外交关系”，苏联应“力争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使苏联驻日本代表处能以贸易代表团的形式存在”。维辛斯基又建议，应事先向中国通报此事，说明这并不改变苏联政府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立场。（注：“葛罗米柯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2月21日，SD11420。笔者自存俄国档案复印件（下同）。）但即使在建立贸易代表团的问题上，从策略考虑，苏联外交部也感到不能表现得过于积极，而要等待日本方面采取主动。（注：“联共（布）中央决议”，1952年2月23日，SD11430。）
    1952年4月23日，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在东京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停止活动。美国驻远东委员会代表也致函秘书长，提出在和约生效后解散远东委员会。无可奈何的苏联代表除了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谴责美国外，没有任何举动。（注：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国际事务概览（1952年）》，吴世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85页；《人民日报》1952年4月30日。）同日，日本政府代表发表声明声称，“由于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解散，苏联代表处丧失了外交官的特权，目前正在研究关于如何处理的问题”。驻日美军司令部则通告苏联代表处，自和约生效时起，苏联外交使团即丧失了使用无线电台的权利。为此，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赶快停止使用无线电台，“以避免日本当局可能的挑衅活动”。在此之前，为防止可能的意外苏联外交部和军事部已经指示代表处销毁机密文件和密码。（注：“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4月26日，SD11598。）后来苏联人发现，“日本当局并没有采取旨在驱逐苏联在东京代表处的任何措施”，日本政治界和实业界都希望“妥善地解决日本与苏联的关系”。日本政府一方面暗示，在解决日苏关系问题方面，期待着苏方的倡议，一方面通过日本实业界进行了试探。苏联外交部感到有机可乘，便提出基斯连科不应急于回国，而必须保持与日方的接触。（注：“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5月17日，SD11599。）5月20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注：“联共（布）中央决议”，1952年5月20日，SD11600。）然而，苏联的意图再次受挫。或许是受到美国的压力，5月30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苏联代表团：由于和约生效，代表团已经丧失其合法地位。尽管提出了抗议，面对如此难堪的局面，6月27日，基斯连科及其大多数随员不得不离开东京。（注：卡尔沃科雷西编《国际事务概览（1952年）》，第486-4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