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应该强调的是，美国的宪政历程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利益博弈过程。没有人能够预先设计好一切，法治社会的平衡点是由社会各方角逐而最终形成的。“法律包含了思想交锋获胜一方的信念”（原书第162页）。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有力量平衡的各方会变得不平衡，原本可以忽视的一些弱小群体的利益在新形势下成为不可忽视的利益。于是，矛盾冲突和思想交锋就不可避免。其中，有关劳工立法和妇女、华工等弱势群体的官司，给人印象极深。从根本上讲，世界上没有什么权利是你天然应该拥有的，如果你自身不去争取，那么，这种权利永远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但是美国的劳工权利的争取，主要是通过法律形式来诉诸自己的要求的。尽管这种方式比欧洲温和得多，“可是劳工通过法律获得的成就，大概要比通过罢工或其他暴力手段取得更多一些”（原书第163页）。而在美国社会以立法形式保护劳工权益的斗争中，社会舆论的最终转向以及它所形成的巨大压力，对于最高法院的判决显然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就表明，任何一个利益团体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如果努力没有成功，至少表明你自身的实力还不够，或是你的观念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因此，暂时的失利并不可怕，只要你认为自己真理在握，终会在这种制度中有胜出的一天。这也是法治思想能够在美国普通人中根深蒂固的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
    也许并非多虑的是，国人非黑即白思维的定势，会在建立我国自身的法治社会时进入另一种理想化的误区，以为法治就可以将中国面临的一切难题迎刃而解。实际上，哈佛大学教授昂格的看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就所涉及的社会方面而言，与人寿保险和自由主义本身一样，法治只是从恶劣环境中寻求的最佳结果”（原书第496页）。书中列举的美国政治上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如最高法院法官遴选的党派背景，民主选举中的不民主规则，等等，都同样留下了给人回味的余地。由于这种布局的安排，我们体会到了作者们的良苦用心：即便要介绍一种他们认为十分成功的制度，也没有过分的溢美之词，而是实事求是地全面对其剖析。在目前的国内学术界，能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这并不否认，法治代替人治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新世纪的中国更是如此。因此，如何有机地吸收别人的经验，建立合乎中国国情的相应制度，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都必须正视的问题。从这本书中所列举的经验中，我认为有一点是必须牢记的，即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任何一种利益诉求，无论其多么合理，都必须按照法律的程序进行，如果离开了法治的轨道肆意追逐自身的利益，那么，即便能在冲突各方中寻找到一个新的利益平衡点，它也不再与法治有缘了。一句话，法治社会只能通过法律程序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以任何其他方式来争取，都会最终破坏法治社会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