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英吉利人与苏格兰人之间不但缺少共通之处，反因频仍的战争而产生深重 的历史积怨。早在12世纪就有这样的记载：“英吉利人聚居在苏格兰王国的城镇里，但 他们为苏格兰人所憎恨，甚至有杀身之祸。”（注：A.Grant & K.J.Stringer,Uniting the Kingdom?The Making of British History,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5,p .49.）直到1453年，一位苏格兰游客还这样记载：“除嘲笑英吉利人外，没有什么更能 使苏格兰人高兴的事了。”（注：S.T.Bindoff,J.Hurstfield & C.H.Williams,Elizabethan Government & Society,Essays Presented to Sir John Neale,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61,p.283.）频繁的战争使英吉利人和苏格兰人埋下了血亲复仇的 祸根。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对英格兰民族与苏格兰民族的整合政策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第二，英吉利人与苏格兰人早已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国家形态和完整的文化体系不利 于整合政策的实施。
    13世纪末14世纪初，苏格兰借助法国的力量赢得独立地位。随后，苏格兰人逐渐形成 自己的民族特性：一种内含“在封建体系和君主体制下，而不是在种族与语言上形成的 、人人遵守的共同法律与习俗的内在同质性”。（注：H.Seton-Watson,Nations &States:An Enquiry Origins of Nations & Politics of Nationalism,London:Methue n,1977,p.26.）到詹姆士一世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王国的国王时，苏格兰已是具有 比较独立的国家形态的国家，并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文化体系。因此，英格兰与苏格兰 除具有不同的国情外，其政治、文化传统也具有相当大的差异。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对一 向宣扬“君权神授”、“王权无限”的詹姆士一世来说，是其进行统治所遭遇的最大障 碍。如在征收赋税、索要补助金等问题上，詹姆士一世不止一次与英格兰议会产生激烈 冲突。1604年，詹姆士一世要求征税，但遭到英格兰议会的严词拒绝，就在他宣称议会 下院的特权来自国王的赋予时，议员们立即提出《下院的辩解》，指出议会乃是自由选 举产生，议员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可继承的合法性遗产。（注：参见G.B.Adams,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London:Routledge,1935,p.273。）英格兰与苏格 兰之间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加剧了詹姆士一世与英格兰议会的冲突， 使他非但没能解决好伊丽莎白一世时代遗留的经济社会危机，反而因尖锐的政治斗争加 剧了这种危机。
    英格兰与苏格兰在议会和法律方面的内在差异性，也是阻碍两王国整合的重要因素之 一。英格兰建立议会和法律的历史远比苏格兰要悠久长远，况且，相对于英格兰来说， 苏格兰面积较小，人口也少得多。因此，苏格兰人十分担心两王国的整合会改变自布鲁 斯王以来的苏格兰基本法，从而导致苏格兰处于附属于英格兰的地位。另一方面，英吉 利人也担心自己在政府中的统治地位会随着苏格兰人的加入而受到削弱。因此，如何实 现英格兰和苏格兰在议会和法律方面真正的整合成了詹姆士一世整合事业中的棘手问题 之一。1604年9月，詹姆士一世表达了“将两国议会合二为一”的构想后，立即遭致来 自各方的压力。到1607年，詹姆士一世无奈之际只能“希望能在苏格兰人的短期议会与 英吉利人的长期议会之间找到一条协调途径”。（注：B.P.Levack,The Formation ofthe British State:England,Scotland,& the Union,1603-1707,p.42.）显然，詹姆士 一世的整合构想在遭遇两王国的政治现实时，也不得不做出必要的退让。
    此外，英格兰和苏格兰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也严重影响了两王国的整合。苏格兰原 是一个语言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国家，以13世纪的苏格兰语为例，北方的奥克尼群岛 （Orkney Is.）和设得兰群岛（Shetland Is.）通行挪威语（至今如此），上流阶层及法庭盛 行法语，东南部地区讲英语，西北部高地讲盖尔语（Gaelic），西南部讲凯尔特语（Celtic）。（注：参见H.Seton-Watson,Nations & States:An Enquiry Origins ofNations & Politics of Nationalism,pp.25-26。）苏格兰人没有统一的语言，就连祈 祷也以不同的方言进行。而且，随着政治上部族矛盾和封建割据的发展，苏格兰人加速 了这种方言混杂的发展趋势，要想对苏格兰语进行统一绝非易事。相比之下，英语远比 苏格兰语完善。15世纪，以英格兰东中部方言为中心的英语发展成为整个英格兰民族的 统一语言。后经印刷业的推进，16、17世纪之交，英语已不只在英格兰流行，而且在威 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也被广泛地使用；（注：参见[英]弗里伯恩著、陈国华导读：《 英语史：从古代英语到标准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1页。）16世纪 几乎整个苏格兰东海岸、富饶之地和生产力发达地区的居民都在讲英语，不过西北部高 地的中部和西部的居民仍以讲苏格兰语为主。17世纪初，上述的苏格兰地区已经没有一 个酋长不会讲英语，至少他们懂英语。（注：参见S.T.Bindoff,J.Hurstfield & C.H.Williams,Elizabethan Government & Society,Essays Presented to Sir John Neale ,pp.288-289。）连苏格兰宗教改革者手执的第一部祈祷书也是用英语写成的（直到19世 纪苏格兰才出现用苏格兰语翻译而成的、由威克里夫修订的《新约》）。（注：参见S.T.Bindoff,J.Hurstfield & C.H.Williams,Elizabethan Government & Society,Essays Presented to Sir John Neale,pp.291-292。）到17世纪中期，无论是英格兰还是苏格兰，王室上层的统治精英乃至整个司法界都把英语作为共同使用的官方语言。正是英格兰与苏格兰文化体系的相对完备，以及英语优势与苏格兰语劣势的这种强烈对比，使苏格兰人在面对两王国整合的政治现实时，非常担心在民族整合中丧失了自己的文化，成为英吉利民族的附属品。因此，苏格兰语一度盛行起来，并达到空前盛况。（注：参见Jeremy Black,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Isles,p.158。）
    实际上，英吉利人与苏格兰人在面对整合政策时，他们早已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国家 形态和完整的文化体系，反而激化了民族矛盾，从而影响了整合政策的执行。
    第三，对于民族认同的起点，无论是英格兰王国的君主，还是苏格兰王国的君主，其 认识程度都不高。
    在詹姆士一世之前的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封建君主们从没有想过要构建一种统一的不列 颠意识，一种由英吉利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共同构建的统一意识。以英 格兰来说，它曾经历过若干次防御战争，先后对抗过罗马人、诺曼人、法国人等势力。 虽然这些战争是“促进民族性和英国性自我意识的温床”，（注：华尔克：《基督教会 史》，第236页。）在战争中，英吉利人的民族情感得以激发出来，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 特性以及自己独特的历史与传统，但是这种民族性仅仅建立在英吉利人中这样一个有限 的范围内，即亨利八世所表达的“完整的英吉利人”（entire English）。（注：参见J.J .Scarisbrick,Henry Ⅷ。，London:Eyre Methuen,1981,p.498。）这种民族性的中心意图 在于：将所有英吉利人统一起来，形成统一的英格兰本土意识。由于根植于普通英吉利 人和苏格兰人心中的那种偏见--彼此的戒备和民族成见，因此詹姆士一世提出的“爱 之联合”整合方案以及他要求民众在思想、行动上保持统一，根本不可能实现。在两王 国民众的心里：苏格兰人认为自己是独立的，合并后的地位也应该与英格兰的地位平等 ；而英吉利人则期望以英格兰为中心进行合并。（注：参见S.T.Bindoff,J.Hurstfield & C.H.Williams,Elizabethan Government & Society,Essays Presented to Sir John Neale,p.282。）从这种意义上看，英吉利人与苏格兰人之间的融合远远不及两王国之间的政治联合那样易于实现。
    三、余论
    实际上，詹姆士一世对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整合只是两个王朝的合并。英格兰和苏格兰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相对完善，使它们各自拥有太多的独立发展空间。詹姆 士一世统治时代的整合理想在英吉利人与苏格兰人之间从未真正实现过。直到1625年詹 姆士一世去世时，两王国在法律、政治机构、宗教等方面都还未真正统一。尽管如此， 詹姆士一世为英格兰和苏格兰制定的整合战略，对后世仍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利威克 所言：詹姆士一世毕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重要的“联合”主题。（注：参见B.P.Levack,The Formation of the British State:England,Scotland,& the Union,1603-1707,p p.197-198。）联合不列颠的构想正是后来不列颠民族（the British）为之努力的发展目 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