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弥补商船的不足，日本不得不减少军舰生产，节省出钢材制造商船，这造成日本资源供应与战争物质需要的矛盾日益尖锐，严重影响了日本法西斯战争机器的运转。由于日益缺乏足够的商船运输掠夺来的资源，日本“以战养战”策略破产。以战养战策略的破产，反过来又限制了日本造船能力的发挥，形成了恶性循环。1943年，盟军开始战略反攻，日本商船队忙于运送军火、给养及兵源，支援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的日军，再加上日本海军又失去了海空制控权，更难于保障商船队将南洋各地资源运回日本本土。随后，日本海上运输线逐渐被英美盟军切断，本土也遭到大规模轰炸和封锁，海外资源输入断绝，国内资源干涸，日本战争经济1944年以后便走向崩溃。与1941年相比，1944年原料输入量，除大豆和锡以外，都出现大幅度下降，煤减少了59%，铁矿石减少了64%，棉花减少74%，特别是石油输入量的锐减，更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战争经济。日本统治者曾预计在1942年到1944年从占领区掠夺680 万吨石油，实际上只得到520万吨。原料输入的减少， 造成日本工农业生产迅速下降，战争经济难以维持下去。1939-1945年日本本土和占领区的生产总产量，煤为41亿吨，石油为0.2亿吨，钢为0.48亿吨，粮食为1.11亿吨，同一时期美、英、苏、德的煤产量分别为37.5、14.6、9、34.5亿吨，石油产量为14.6、0.93、1.72、0.46亿吨，钢产量为5.11、0.99、0.93、1.87亿吨[4]（399、344、365、388页 ）。可见，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本资源贫乏，与其他交战国相比，其经济实力处于十分明显的劣势地位。
    日本本土资源的严重不足和“以战养战”策略的破产是影响日本战争经济的又一重大因素，它直接造成日本前线军需供应不足和国内局势不稳，成为日本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因素。
    三 劳动力紧张
    日本不仅资源贫乏，而且人口有限，劳动力十分紧张。从表面的统计数字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劳动力人数在战争期间一直有所增加，但它主要是依靠强制性的彻底动员来维持。1931年，日本劳动力和在役军人占15岁以上人口比例为71%，以后逐年增加，到1945年达到95%[11]（485页），几乎投入了15岁以上的全部人口。 劳动力中妇孺老人占很大的比例，严重缺乏熟练的技术工人，造成劳动力质量下降，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在生产过程中，日本政府实行把头式的劳动组织形式，对工人严密防范，单纯依靠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农村中，日本法西斯对劳动力外流等实行全盘统制的政策，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1941年起，日本工人的劳动时间普遍延长到每天15小时。除从事各种沉重的劳动外，全国青壮年还必须参加操练。劳动者到兵营去受训时，还要自备路费、饭费、被褥费、火炉费等。同时，从1941年4月起，日本政府实行居民口粮配给制， 成年男子每天仅能够领到大米340克，重体力劳动者也仅能够领到405克。1943年，日本政府对居民口粮又实行“综合配给制”，用小麦、薯类、豆类，甚至豆渣代替大米。1944年底至1945年夏，日本政府又把居民口粮配给量减少为成年男子每日330克，从事重体力劳动者每日390克，甚至将干菜、、橡子面列入“主食”中，有时连这些“主食”都领不到，实际上等于画饼充饥，严重地影响了劳动力的再生产。
    从动员劳动力的角度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交战国中，可以说日本最具有竭泽而渔的性质，对劳动力实行强制登记和征用制度。1943年5月，日本政府颁布《勤劳报国整饬纲要》，规定组织学生、 妇女等各种勤劳报国队，中学生， 甚至一部分高年级小学生都被动员起来， 1945年学生劳动达300万人次。1943年6月，日本政府又颁布《工厂法战时特别条例》，取消了对工厂就业时间的一切限制， 取消了休息日。 1944年1月，日本政府颁布《紧急国民勤劳动员方策纲要》， 进一步以宪警力量强制征用工人达288万人，1945年投降时达到616万人。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不仅许多日本妇女被强行征用到矿山、军工厂从事体力劳动，而且还强行大量征用中国、朝鲜劳动工人到日本从事工矿等重体力劳动，1939-1945年日本在朝鲜强行征用的民工就达66.7 万人[2]（372页）。 这些被日本法西斯强行征用的民工在宪兵和警察的监督下，集中住宿，实行皮鞭和饥饿制裁，引起了广大劳工的不满和反抗。在日本法西斯的白色恐怖下，怠工成为劳工反对日本统治者强制劳动的普遍斗争形式，连军需工厂劳工的缺勤率一般也在15-20%，1944年则高达50%。在农村中，租佃纠纷逐年增多，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加剧，仅1941-1944年间，租佃纠纷达10640多起，参加人数达91420人[5 ]（780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劳动力缺乏尤为突出。1945年6月8日，昭和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了《今后应采取之最高战争指导基本大纲》，表示要“坚决完成战争”，建立“本土决战”体制。铃木内阁根据此决定精神，于6月22日公布了《义勇兵役法》，规定15-60 岁的男子和17-40岁的女子全部服兵役，组成“国民义勇战斗队”。所谓“国民义勇战斗队”只不过是日本法西斯统治崩溃之际的徒有虚名的最后一次兵源动员，实际动员起来参加“国民义勇队”的“五体俱全者不过200 万人”。况且，由于军事物资生产能力下降，日本正规军的装备率还不到50%，又如何能武装“国民义勇队”呢。其实，“国民义勇队”除了清理美英盟军空袭后的废墟和充当劳工外，一事无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口损失严重，现役军人的补充和劳动力的供给一直是困扰日本战争经济发展的难题，常常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日本法西斯实行强制征用劳动力的政策，严重地影响了日本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在二战中，劳动力紧缺是日本失败的又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
    四 战时经济管理体制落后
    在1931年时，日本就将其国民经济转向战时经济轨道，军费开支从1931年的4.6亿日元，占整个国家财政预算总支出的30%，增至1935 年的10.3亿日元，占国家财政预算总支出的46%。在由和平型经济向战争型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日本相继颁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工业组合法、汽车制造业法等一系列法令，确立了准战时体制。通过国家投资、政府贷款、强制卡特尔化、军事订货、贸易保护政策，促进与军事工业有关的重要工业的发展。同时，日本从30年代起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开始了所谓“高桥财政”的通货膨胀政策（高桥是清曾长期担任日本大藏相，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推行以赤字财政为主要内容的通货膨胀政策），为日本军事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到1936年底，日本国债已超过 100亿日元（相当于当年日本国民总收入的68%），日元与美元的兑换率从1930年的0.5比1跌至1933年的0.257比1[2]（365页），日元大幅贬值。
    日本战时经济政策的实施， 有力地刺激了军事工业的发展。 如以1931年产值为100计算，1935年钢产量指数则为232，汽车指数为 238，造船指数为297，电力指数为124，化工指数为222[12]（303、 305、308、311页）。 随着军事性重工业的发展， 日本工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930年，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占46.5%，到1935年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占52.7%，轻工业则占47.3%，重工业的比重首次超过了轻工业[13]（9页），为日本法西斯发动对外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