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德成功挑战了由吉本所开创的以单个皇帝为叙事中心的罗马帝国史范式，为我们理解和书写罗马帝国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她在书中展现了如贫穷史、环境史和性别史等前沿研究的成果，通过讲述不起眼的墓碑、涂鸦、甚至生锈的妇科内窥镜背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历，辗转穿梭于同时作为物质遗存和“记忆之场”而存在的古迹废墟，重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古罗马世界。
    罗马史研究的肥沃土壤一是得益于原始材料的丰富（除了传世文献记载外，从纪念物、墓碑上的题献铭文到刻在铜板上的法律，从保存在纸草、木牍和蜡板上的私人信件到碎陶片上的细目清单，各种媒介上都保留了大量的信息），一来也得益于罗马帝国本身的广袤与多样性。对于罗马史学家而言，这一优势同时也是一种挑战。面对多歧互异的史料，拣选批判至关重要，它也决定了罗马史可以有多种撰写方法，就像比尔德自己所说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罗马史”（There is no single story of Rome）。
    因此，尽管玛丽·比尔德声明了她这本《SPQR：罗马史》（Profile Books, 2015）的主旨在于揭示罗马成功的秘诀，然而它提供的并不是一套简单歌颂罗马帝国“荣光”、充满“目的论”色彩的单线性叙事。在拒绝妖魔化罗马、在某些方面为罗马“正名”的同时，她同样反对神化罗马。本书行文中随处可见对于罗马世界所留下的各种类型的文本与物质遗产的细致考辨和抉隐发微，堪称一部不折不扣的多视角、多面相与多声部的罗马史。
    保存至今的罗马史书大多出自元老阶层和文化精英之手，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充满了浓厚的罗马中心主义、元老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色彩。所谓的“胜利者叙事”在权力斗争和宣传战发展到白热化的共和末年与内战时期以及渐趋独裁专制的帝制时期尤为凸显。在SPQR一书的第六章（“新政治”）、第七章（“从帝国到皇帝”）、第九章（“奥古斯都的转变”）及第十章（“十四位皇帝”）中，比尔德就像一位侦探，从蛛丝马迹中寻找破案线索，抽丝剥茧般地揭开了被正统叙事所遮蔽的历史复杂断面。更为难得的是，她并非为翻案而翻案，而是通过揭示事物的另一面和其他可能性而阐述背后的体制性问题。
    举例而言，保民官究竟要为罗马共和国的灭亡负上多大的责任？他们是煽动暴民、旨在分裂公民体与颠覆共和制的野心家，还是本来就是共和政体中代表民众声音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比尔德认为，在这一点上，现代学者的看法和解释过多受到了西塞罗等罗马元老作家对于格拉古改革负面评价的影响。暂且不论西塞罗是站在极力维护元老院权威的“显贵派”（optimates）立场上发言的，已失偏颇。更何况，他所假设的格拉古改革之前元老与平民阶层之间的默契共识实际并不存在，顶多只是“一个怀旧主义的幻觉”（220页）。格拉古改革之前，不乏保民官因立法主张民众权利而开罪于元老院的先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公元前139年出台的《秘密投票法》。只不过格拉古改革因其激进性使得那些主张应赋予民众更多权利和自由的人与那些主张国家应由“好人”（optimi）绝对领导者之间的分歧尖锐化。
    过去，以彼得·布伦特（P.A. Brunt）为首的一批学者曾将共和国的灭亡归因为元老院失于应对平民诉求。帝国的迅速扩张造成了大批底层民众非但无法分享帝国红利，反而失地破产沦为牺牲品，饥饿、剥削和贫富差距成为了不满、愤怒、抗议和暴动的催化剂。比尔德指出，面对这一危局，罗马统治阶级并非全然无动于衷和坐以待毙，格拉古兄弟在任保民官期间的改革正代表了力挽狂澜的努力。其改革的核心内容，包括重新分配土地、国家为公民提供廉价救济粮，立法规范行省官员的施政行为与设立审判勒索罪的法庭，都旨在应对最为现实紧迫的问题，重新分配国家财富和资源，调整作为既得利益阶层的元老贵族与罗马人民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应凭借后见之明与他们最后的败局就抹杀这些努力。更不必像塞姆（Ronald Syme）在《罗马革命》里那般做诛心之论地说，这些只是政客个人之间权力斗争的幌子。在共和晚期，“显贵派”与“平民派”（populares）的冲突是真实存在的。尽管它们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却代表了对于政府统治目的和手段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正如我们所见，这一冲突在此后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不断地重复上演。
    再如，伪善阴鸷的提比略、变态自大的卡里古拉、虚弱惧内的克劳狄、声色犬马的尼禄、色厉内荏的图密善，这些都是史书给我们描绘的有关罗马暴君的脸谱化形象，然而其中究竟有多少真实的成分？他们是因为统治残暴而被杀（或被迫自杀），还是反过来，因为死于非命而被刻画成疯癫和残暴、以便为“弑君”正名？
    比尔德指出，首先，史书中对皇帝的描写毫无疑问充斥着夸张虚构、道听途说的成分和泛道德化评判的动机；其次，这些暴君的形象也很可能出自继任者的抹黑、或是王朝易代的牺牲品。罗马帝制史上一个通行的规律就是那些不得善终的皇帝一般都会被污名化，罗马人为此甚至发明了“除名毁忆”（damnatio memoriae）的一套机制；最后，在这些所谓的“正统”说法之外，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与对立的观点。假如尼禄是人人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的独夫民贼，如何在他死后出现了那么多的假冒者；像约瑟夫斯这样的文化精英或许会不屑于普通百姓为卡里古拉之死所留下的“廉价”眼泪，但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判定，民众口中一定存在着另一个版本的卡里古拉。而种种这些有关皇帝“病态残忍”、“精神异常”和“偏执妄想”的描写背后，反映的更多是权力对人性的扭曲以及专制统治可怖和令人生畏的本质属性，代表了当时的罗马史家、传记作者和政治分析家对于专制皇权的怀疑和批判。
    然而，归根结底，这些皇帝的好坏对于罗马帝国的大多数臣民、对于奥古斯都确立下的皇帝统治的基本模式、对于罗马历史大的发展方向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就像无论卡里古拉是元老眼中的疯子、暴君，还是民众口中的英雄，他被杀后皇位很快地就被其叔叔克劳狄所取代，只不过宣告了共和制的一去不复返与元老院的“黄粱美梦”一场。拂去表面的尘埃，我们看到的是一套相当稳定和具有延续性的皇帝统治框架（这并不是说上层统治在帝国的前两个世纪里毫无变动，官僚化是可以觉察到的明显趋势）及其内在固有的问题缺陷（例如从未制度化的皇位继承、皇帝与元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对皇权边界的界定），这才是皇帝统治的要害所在，也是对于我们了解罗马帝国的实际运作至为关键的实质性问题，远比仅仅获知那些耸人听闻的皇帝隐私和宫廷秘辛来得重要。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比尔德成功挑战了由吉本所开创的以单个皇帝为叙事中心的罗马帝国史范式，为我们理解和书写罗马帝国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
    又如，我们太过习惯于追随着罗马作家的眼光从罗马遥望与俯瞰帝国和行省，比尔德则带领我们从周边的世界，以那些生活在帝国广袤土地上和异域他乡里的士兵、反叛者或野心勃勃的“共谋者”的视角来反观罗马（第十二章“罗马以外的罗马”）。尽管在公元后的两个世纪里，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在帝国并不常发生，公元60年不列颠的“布狄卡起义”和73年犹太人的“马萨达起义”属于少数几个公开见于文献记载的著名武装起义。然而，它也告诉我们，流动、融合与互惠终究只是帝国的一面，对帝国统治的反抗、乃至更多的消极抵抗（如抗税）始终作为潜流而存在。然而，通过对这些起义原委的细致探究，比尔德揭示了，大多数的起义领袖既不像罗马人所描绘的那样是天生野性难驯的蛮族强盗或宗教狂热分子，也不像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给予美化拔高的民族英雄。类似布狄卡和阿尔米尼乌斯（Arminius，公元9年日耳曼部落叛乱的领袖）这样的人原先都是罗马的合作者，或者说所谓的地方精英，起义的导火索往往来自个别罗马官员或其手下轻率的挑衅与侮辱行为，致使双方的合作关系破裂（512页）。可以说，比尔德同时对两方面（一方是妖魔化，另一方则是神化）进行了祛魅。
    除了对以上这些“历史刻板印象”以及“成王败寇”式的历史逻辑的探隐发覆之外，本书中还穿插了大量篇幅来还原和展现占罗马人口大多数的底层平民、妇女、穷人和奴隶的生存处境（尤其是第八章“大后方”与十一章“富人和穷人”）。这些同样是被由权势者和精英所主宰的历史忽视、遮蔽、唾弃甚至歪曲的人群。单从公元2世纪一本设定了92个常见问题和1030个标准答案的算命小册子《阿斯特拉普叙古预言书》（Sortes Astrampsychi）中，便可管窥普通罗马人的日常所思所想，他们的希望和期盼、恐惧和焦虑。有些与今天的人无分二致，例如对健康、婚姻、家庭、子嗣、生计和财富的关注，另一些则带有鲜明的罗马印记———问题中包括了“我是不是被下毒了？”，“我是不是要被卖了？”，以及“我有一天会获自由身吗？”（465页）
    当今的古罗马研究日新月异，综合运用考古发掘和现代科技手段所得出的新材料和新发现不断涌现，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罗马世界的全方位认知。如借助对冰川、化粪池里的消化物残渣、人类骸骨牙齿的生物化学分析而重现古罗马的气候环境、罗马人的饮食结构及人口流动模式，已然成为现实。许多类似的前沿研究，如贫穷史、环境史和性别史的研究成果都在本书中得以呈现，作者不断追求新知的热情和开放包容的学术心态由此可见一斑。比尔德就是这样，无论在史料还是理论的运用上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深入浅出、娓娓道来。通过讲述不起眼的墓碑、涂鸦（graffito）、甚至生锈的妇科内窥镜背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历，辗转穿梭于同时作为物质遗存和“记忆之场”（lieux des mémoires，借用皮埃尔·诺拉的概念）而存在的古迹废墟，重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古罗马世界。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