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挟天子以令诸侯 刘协从登基即位的那一天起，就是有皇帝之名而无皇帝之实。但他毕竟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谁掌握了他，谁就能以皇帝的名义向其他地方割据政权发号施令。这个道理虽然简单，真正明白的人却不多，袁绍就不懂。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袁绍谋臣沮授曾劝说他，如果能“西迎大驾，挟天子而令诸侯”，就会收到没有谁“能御之”的功效。袁绍偏偏不听，觉得献帝是个废物，把他弄来还得养着，怪麻烦的。可见袁绍根本不是个政治家，虽然空有雄兵猛将，却不懂军事不过是政治的工具，最后难免失败。 而曹操更是早有此识。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曹操做东郡太守不久，皇室刘邈在献帝面前称赞曹操忠诚，曹操为此十分感激。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治中从事毛玠向他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他觉得是说到了点子上。 献帝东迁后，曹操觉得机会来了，当时宫中食用困乏，曹操便经常向献帝进献食品和器物。献帝还在洛阳时，曹操就曾向他进献过缝帐2顶，丝线10斤，山阳郡所产的甜梨2箱，稗枣2箱。献帝都许后，曹操更是经常进献，其中有桓帝时赐给他祖父曹腾的家藏器物，也有属下陆续搜寻到的一些宫中流失的器物。 迎接汉献帝来许昌，是曹操的另一个杰作。他最初提起此议时，只有荀彧赞同，并极力说明迎献帝的迫切性和对今后斗争的有利性，说这是一件“大顺”、“大略”、“大德”的事。但最初的迎接由于董承等人的阻拦并未如愿。后来董承为抵抗韩暹的势力暗召曹操到洛阳。部下董昭又提醒他只有把献帝迎到他的地盘许昌，方可成就大业，万事无虞。这样，曹操借口京都无粮，要送献帝到鲁阳就食，把献帝安全转抵许昌。建安元年（196），汉献帝迁都于许昌。 曹操对献帝的物质保障和适度尊重，果然得到了他所期待的巨大回报。献帝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任司隶校尉，迁都许昌后，又任命他为大将军，实际获取了高出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 汉献帝刘协在许都虽然衣食无忧，却也无所事事。特别是虽然是贵为天子，曹操也还算尊重自己，但他却时时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曹操不断地诛除公卿大臣，不断地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建安元年八月，曹操进驻洛阳，立刻趁张杨、杨奉兵众在外，赶跑了韩暹，接着做了三件事：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谓“讨有罪”；封董承、伏完等，谓“赏有功”；追赐射声校尉沮俊，谓“矜死节”。然后在第九天趁他人尚未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迁帝都许，使皇帝摆脱其他势力的控制。此后，他还加紧步伐剪除异己，提高自己的权势。他首先向最有影响力的三公发难，罢免太尉杨彪、司空张喜；其次诛杀议郎赵彦；再次是发兵征讨杨奉，解除近兵之忧；最后是一方面以天子名义谴责袁绍，打击其气焰，另一方面将大将军让予袁绍，稳定大敌。 曹操统一北方，基本就是搞武力打的，根本就不是天子的作用。袁绍想做大将军，曹操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也只能让给他（虽然对于曹操来说是个虚名，但虚名也不是谁想要就要到的）。曹操自我感觉名正言顺，诸侯却未必如此认为，刘备打着讨汉贼的旗号发难，袁绍发动官渡之战，也是一句“奉衣带诏讨贼”，说白了都在利用天子来铲除敌人。曹操却因为负担了一个天子，经常遭到天子“暗算”，以至于留下杀国舅董承、伏皇后的骂名，但如果曹操不这样做，对他是不利的，所以狭天子其实对曹操很不利。袁绍就因为觉得天子会左右自己的行动，感到不爽，所以才不这样做。袁绍凭借自己的军事力量，几乎将曹操打垮，哪会理会他身后的天子存在与否？ 挟天子的唯一好处，大概就是获得授官权，吸引一些士人归附，但真正的士人，其实与曹操不是一条心的（比如说孔融、杨彪）。那些华歆、王朗、刘勋之流，只不过想在大树底下好乘凉，才归附天子的（实则是归附曹操），连崔琰这类清高之士，也会曹操立谁当世子而操心，哪会计较天子的权威？不过对诸侯来说，显然是没用的，刘备自领荆州牧，孙权做徐州牧，不但如此，他们还任命他们的部下做某某太守，当某某将军，曹操也奈何不了，只能在战场上见输赢。他们还会利用曹操杀皇后、封公称王，为自己捞好处。比方说刘备自个也当了个汉中王（曹操开了先例），虽说联名上表，但是一来都是刘备自己的人上的，二来那封表有没有上到天子跟前，那就不好说了，反正都当天子是工具。刘备所忠于的是由他当家作主的汉皇朝，不是汉献帝那个汉皇朝。一旦曹丕篡了位，刘备马上给自己做皇帝找到口实，说献帝被害死，自个做皇帝。如果真有一天，蜀汉收复中原，还与旧都，献帝还没死，那岂不有两个皇帝了吗？那怎么办？那献帝也该随着东汉帝国一块陪葬了，刘备或者刘备的后代再做一回“光武中兴”。其实那时的人几乎都心知肚明东汉皇朝已经名存实亡了，不过都自欺欺人，以此而扩充实力，打击对手。 所以，挟天子作用不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