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大捷”为大家熟知，宣布歼灭日军2万，有的更说全歼日军第10师团。注意一下就知道，台儿庄一战日军参战仅2个旅团，因第10师团在山东济南、兖州、济宁、泰安、肥城、邹县等津浦路沿线都留下大量守备部队，第5师团有1个旅团在华东，一部在青岛。第5师团在临沂与西北军激战不讲，直接进攻台儿庄的第10师团部队与当面中国军队20万相比处于绝对劣势，蒋介石也训斥国民党军前线部队“数倍于当面日军，早当予以解决”，何况日军背后还有德国武器装备(包括150毫米重型榴弹炮)的汤恩伯的20军团，但仍被日军全身而退。此役日军2个师团伤亡1万，谈不上全歼第10师团。

《疑义相与析》提出疑问：

“――日本人的统计只包括第5、第10两个师团。即日军第2军第5师团战死1281人，负伤5478人;第10师团战死1088人，负伤4137人。合计战死2369人，负伤9605人，伤亡总数11974人(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册41页)。而参加作战的日军尚有华北方面军之第16师团、第114师团、第14师团、关东军混成第3旅团、关东军混成第13旅团、华中派遣军之第6师团、第9师团、第13师团、第101师团，它们统统的毫发无伤?”

该文作者再次忽略了，参加台儿庄作战的日军，确实只有第5、10师团各1个旅团，至于后面列举的日军其他部队，是投入徐州会战的兵力。

(2)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乃八年抗战最大一次会战，国民党军投入上百万大军，宣称毙伤日军20万，真是天方夜谭。日军进攻兵力为9个师团，27万人，如此早已覆没，何谈占领武汉?日本军史上说得清清楚楚，武汉会战参战日军伤亡为35500人(桑田悦、前原透合著：《简明日本战史》，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81页)。近年台湾国民党军史研究人员也认为武汉会战毙伤日军20万太过夸大，但还是认为有12万左右。至于国民党军伤亡，则为254628人(《抗战胜利40周年论文集》，上，1986年台北版，195-196页。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596页)。

应该说武汉会战国民党军伤亡25万是可信的，那就更显出所谓毙伤日军20万的荒谬，如此双方损失接近1：1，这可太好了，国民党军只须如此硬拚几次就可将侵华日军拚光了!至于日军损失12万也夸大了3倍多，还是应该以双方记载的己方损失数较准确，依据我在序言已说明。而日军记载的国民党军伤亡也大得离奇，宣称掩埋中国军人尸体19万多具(《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195、201页)，我亦不取。

有网友反驳说日军投入武汉会战兵力不止27万，期间不断进行补充，总数应达50、60万人。这是不了解现代战争规律。现代战争作战中，特别强调集中兵力原则，尽量将最大限度兵力集中在首次突击中。如二战中1939年德军进攻波兰，一线兵力达151万，预备队不过10万;1941年展开陆军330万人袭击苏联，作战半年不过补充65万人。再以解放战争为例，辽沈战役初东北野战军70万大军南下锦州，时东北国民党军总兵力55万，按照这些网友的观点，打到后来双方岂不投入三四百万?武汉会战日军投入9个师团和一个波田支队，加上其他加强部队姑且算10个师团，伤亡3万多的话平均1个师团伤亡3000人左右，实际上会战期间日军1个师团也就是补充3000多人，如第6师团得到3200名补充兵员(《冈村宁次回忆录》，中译本365页)，27师团补充新兵3000人(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2册，911页)。

《疑义相与析》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再如日军中的王牌稻叶第6师团，经武汉外围黄梅、广济、田家镇战斗后，伤亡巨大，除补充3000名新兵以外，又将116师团之志摩源吉混成支队及另外2个步兵大队编成石原支队入列。所以1937年的第6师团和1939年的第6师团虽然番号相同，但内在素质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

熟悉二战日军情况的人都知道，作战中日军经常将旅团、联队加强坦克、火炮和工兵等编成支队，临时配属其他部队，但战后都立即归还原建制。二战日军实行的是地域征兵制，第6师团来自九州熊本，根本不可能将来自京都的116师团部队纳入自己固定建制，其自身建制部队的缺额也没有依靠在中国的日军后备兵员就近补充，而是要等待从家乡熊本来的3000新兵。冈村宁次评价第6师团是“日本第一强大师团”，“作战英勇无比……团结心强，排他性也强，对其他配属部队等缺乏关心”(《冈村宁次回忆录》，337页)。

武汉会战中日军有两个进攻方向，即第2军从大别山南下，11军溯长江西进，国民党军防御中也分别在两个方向的富金山、德安重挫日军，并对此大肆宣扬，却夸大到离奇程度。富金山之战，日军第2军3、13师团遭到国民党军宋希濂的71军等部顽强阻击，伤亡4000多人(国民党军伤亡1.5万人)，但一些著作如孙挺信的《中日大决战》却记载：日军承认，富金山之战死4506人，伤17380人;共计伤亡21886人。查日军史料，这些数字是11军在整个武汉会战中的伤亡，却被孙某人张冠李戴到第2军在富金山的伤亡去，令人瞠目!

德安万家岭之战是国民党战史宣扬的武汉会战的“大捷”和焦点，如记载：“第9战区第1兵团司令薛岳将军，奉蒋、陈之命早已将第25、70、8、4、64、74、66等7个军的兵力，埋伏在德安、庐山地区山岳丛林地带，摆下个反八字形的阵势，等待敌人。”又记载薛岳自夸：“我这个反八字形阵势，如袋捕鼠，又如飞剪……”至于万家岭大捷之成果：“日军第101、106师团之木岛、池田、津田等4个联队和其他部队共3万余人，被中国军队全歼。其第106师团几乎被歼殆尽，仅有1000余人逃脱……”

万家岭战役在9月25日至10月17日间，军事科学院《中国抗日战争史》记载：“薛岳兵团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时称万家岭大捷。”实际上，国民党军宣称在万家岭全歼日军第106师团不过是吹嘘，106师团虽然损失很大，毕竟终于坚持到援军解围。

日军第106师团为特设师团，为常设师团第6师团的预备役(特设师团番号为常设师团番号加上100)，虽然同样来自南九州，编制也大致相当，但战斗力天差地远。以一个步兵联队为例，特设师团内服现役的只有大队长、联队长及联队副官，其他中队长、小队长及士兵都为预备役或后备役。组建部队时，各部队长都从各部抽调，相互配合能力差，战斗力不强。第106师团的士兵，来自于南九州的熊本、大分、鹿儿岛、宫崎四县，该师团于1938年5月才在熊本编成，随即便装船运往华中，参加武汉会战，表现一直不佳。武汉会战时任11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在给熊本的第6留守师团长的信中尖刻地写到：第6师团为日本第一强大师团，106师团则为第一弱旅。

日军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辖第111旅团(下辖步兵第113、147联队)、136旅团(下辖步兵第123、145联队)，骑兵1个大队，野炮兵、工兵、辎重兵各1个联队。但147联队本部留守芜湖，第1大队在宁国，第2大队在庐山东麓。该师团于7月23日登陆湖口参加南浔路作战的为第113、145、123联队全部及147联队第3大队，计10个步兵大队。万家岭战役前，留置步兵、骑兵各1个大队于马回岭，野炮兵联队在九江。为便于山地作战，该师团配属了第52山炮联队、1个迫击炮大队等部，改编为驮马师团，编制约2.6万人。但因一路激战不满员，按日军档案记载，截至9月30日(此时万家岭之战刚爆发)，第106师团全部实有人数为1.9万人，但如上述，有1个骑兵大队(实有451人，配属第101师团)、第106野炮兵联队(实有1762人)及3个步兵大队并无投入德安穿插战，故在万家岭被合围的106师团人员估计为1.4万人左右。

10月初，第106师团在万家岭被合围，陷于苦战，处境危急。蒋介石命令薛岳，务必在9日深夜24时前全歼该敌，作为“双十节”献礼。中国军队组织敢死队奋勇突击，日军残部退守雷鸣鼓等不到5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固守待援。由于日军依仗空投粮食弹药，并缩小了防御正面，因此火力并未有太多减弱，中国军队最后的总攻未能奏效。此战证明，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如74军)与日军最弱师团的战斗力相比，特别是在士兵的战斗素养方面，仍有不小差距。

10月11日，冈村宁次严令各部不惜代价增援万家岭，第27师团佐枝支队(第102旅团配属1个坦克大队)、第17师团铃木支队(3个步兵大队和1个野炮联队)先后投入解围作战。根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记载，第106师团的补充人员约2700人于9月下旬到达九江，与第106野炮兵联队组成宇贺支队，参加了救援师团主力的行动。10月7日，宇贺支队改受27师团佐枝支队指挥。11日，佐枝支队与宇贺支队统归17师团铃木支队指挥，奋力解围。鉴于重创106师团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而各部队伤亡均极惨重，薛岳命令各部撤出战斗，全军退守。战后，薛岳电告武汉军委会：“此次敌穿插迂回作战之企图虽遭挫折，但我集中围攻，未将该敌悉歼灭，至为痛惜。”17日，铃木支队在甘木关与106师团残部会合。一些国民党将领在回忆录中也承认增援日军不直接解围而是迂回包抄威胁构成包围圈的国民党军，“以迂为直”起到了不战屈人之兵的效果。

18日，106师团奉命在甘木关地区休整。截至10月20日，第106师团实有1.58万人，与9月30日相比减员约3200人。但由于2700名补充兵归建，加上这个数字，第106师团在万家岭损失总数约为6000人，占其被围兵力总数1.4万人的40%以上，可以说遭到重创，但离被歼灭还差得远。

再提一提花园口决堤事件。徐州失守后造成了日军进逼郑州威胁武汉的严重局势。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在豫东兰封县(今属兰考县)发动了“兰封战役”，但功败垂成，反而使整个豫东门户大开，被迫西撤郑州。1938年6月6日开封陷落，郑州危在旦夕。部署西撤的同时，蒋介石还作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就是“以水代兵”，决堤放黄河水阻敌西进。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正式作出了决堤的决定。决堤可保郑州，但几省的土地和人民怎么办?牺牲惨重可想而知。6月7日凌晨，国民党军53军1团奉命在中牟县境内花园口掘堤，6月9日上午8时开始放水。此次黄河决堤放水，导致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2.9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水淹没，成为黄泛区。600余万人民遭受洪水侵袭，共导致89万人死亡。至于日军，则仅被淹死7452名。现在多数著述开始从积极的方面肯定它的军事意义，认为这一举措阻止了日军西进，为保卫武汉赢得了准备时间，并改变了日军进攻武汉的路线，造成了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的局面。但实际上：一、日军停止西进是在花园口9 日出水之前3日就决定了的，与花园口决堤无关;二、日军按其计划决定的时间，完成进攻武汉的作战准备并实施进攻，未因花园口决堤而改变或推迟;三、日军进攻武汉路线未因花园口决堤而全部改变;四、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的主要原因是日军兵力不足，并无战略意义。因此，“花园口决堤的军事价值仅在给日军造成了一些困难，使其主力改沿淮河推进为沿长江推进。与豫、皖、苏人民因黄水泛滥遭受的损失相比，这点军事价值不足称道”。(马仲廉：《花园口决堤的军事意义》，《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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