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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改革中，与财产定等级原则相配合的，是各等级公民政治权利的差异。例如，第一等级可任执政官、司库及其他公职。第二等级可以担任司库以外的所有公职。第三等级只可担任一般公职，第四等级最多充当陪审员。  网络配图 商鞅改革之后，从外来普通移民而跻身卿相的客卿，不绝如缕。平民通向政治道路，似乎秦国比雅典更彻底。但是去贵族化和平民化政治，导致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挑战君主的权力，反而强化了中央君主权威，社会的过度平面化，又使得只有不断地强化君主权威，才能阻遏混乱，维护社会的统治秩序。 如何看待这种东西方早期改革中的差异呢? 一是产业的差别，地处关陇的秦国是纯粹的农业为主、兼及畜牧业的国家，而雅典等希腊城邦则是面向海洋、工商立国。因此，各自对于产业的发展思路不同，激励重点不同。 二是民众与人口的差别，内陆秦国的百姓，父子相传，安土重迁;而雅典的居民，则多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多利亚移民。公元前500年，持续增长的雅典人口，成年男性公民仅3万多人。秦国人口大约有400万~500万之多。诚如孟德斯鸠所言，小城邦容易实行民主制;人口众多则多实行君主制。 文艺复兴，将古希腊的传统接续为西方的政治制度。“百代皆行秦政制”——商鞅变法为此后两千多年的王朝奠定了基调，甚至影响到今日社会与人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