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军“逼宫”是有法律依据的,在清帝退位时所定的国民政府公布的清室《优待条件》中,第三款即说明“清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但溥仪对这些规定始终没有遵行,直到北京政变发生时,一直住在紫禁城内。而“颁旨”、“赏骑马、花翎、顶戴”、“挑选秀女”以及再收太监等从未停止过。所以《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在第三条中特别强调:“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 邀请孙中山北上 北京政变的当天冯玉祥就决定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10月27日,孙中山电贺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电文云:“义旗事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欲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 11月1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联名复电孙中山。电文云:“先生国家之勋,爱国情切,宏谟硕画,佩仰夙深,万乞发抒谠论,俾国内人士知所遵从。并盼早日莅都,指示一切,共策进行,无任叩祷之至。”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利益,主张对内结束军阀割据局面,召开国民会议,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以及汪精卫、戴季陶、李烈钧、陈友仁等三十余人,乘永丰舰离粤北上。 孙中山此次北上,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11月19日,孙在途经上海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为了把革命的影响扩大到全国,中共中央接受广东区委的意见,支持孙中山北上。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表示对孙中山北上的支持,指出:“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机之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或国是会议,也不是几个元老的善后会议,乃是去年本党北京政变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他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志与权能。”12月3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指出:“第一,因为这个会议无论将来成功或失败,眼前便给我们以民众的政治活动之机会;第二,将来成功固佳,即失败也能给一部分人以革命需要的教训”。随着孙中山北上,他对革命的影响由广东扩大到全国,国共两党一道,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个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内容的运动。 北伐中北方战场的主力 组建国民军是北京政变的重要举措。10月25日,在高级将领会议上,冯玉祥问:“我们此次首都革命,这些军队该如何称呼”?孙岳首先说:“我们军队是国民的军队,当然该称国民军。”于是,决定正式成立中华民国国民军(简称国民军)。会议决定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从此中国北方出现了一支从直系军阀中分化出来的倾向国民革命的军队。国民军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实践者。李大钊十分关注军队工作和军事斗争,他为争取冯玉祥和国民军,支持北伐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中共军事人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