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朝疆域 在我们看到的历史教科书中，几乎全部认为周朝比夏商两疆域扩大了。如王育民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教科书中说：“统观三代疆域，夏王朝的后期仅有豫、晋、陕三省邻近地域，地甚狭小；商王朝则已扩展到今华北的大部地区；及至周王朝其势力更远及江汉流域，比商代又进一步扩大了。”果真如此吗？周期律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一是周期律显示，夏朝属暴治周期段，商朝属强治、弱治周期段，周朝属次强治、次弱治周期段。之后的秦汉、隋唐、元明三大帝国的疆域分别比两晋、两宋、清朝的疆域要大得多。二是元朝以前的历史有一个规律。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一般来说只有在强治周期段才臣服中原，到国乱周期段开始自立，次强治周期段形成南北对峙。究其原因：其一、建国时的基础不同。暴治周期段的夏、秦、隋、元的发祥地就是大西北。夏后氏部落祖先原聚居于蒙古高原，后南下山西、河南，禹取代了尧、舜部落联盟的共主地位；秦的祖先原聚居于甘肃、青海、陕西一代，后来占了西周的王畿，建都咸阳；隋的根基是北魏，系蒙古高原的鲜卑族；元的祖先原聚居于蒙古漠北草原。这个周期段的朝代都是在大西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之后才入主中原的，其本来就拥有在大西北的广大地域，加之入主中原建国，以后向东、南大开发，因而相对而言是大一统的时代，故疆域广大。强治周期段的商、汉、唐、明建国后，在夏、秦、隋、元的基础上都曾征服北方草原民族，其疆域扩大到大漠以北，因而疆域最大（明略小于元）。次强治周期段的西周、西晋、北宋、满清0是国乱周期段的诸侯由中层升到上层的，是多政权并立的时期，其西北边疆早已有多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建国以后多无力反击，始终没有实现大一统（尽管清朝疆域不算小，但是比元、明时期要小的多），因而相对而言疆域较小。其二、建国以后开发方向不同。强治周期段建国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强大后都不失时机地对西北地区入侵者进行了反击，开拓西北广大地区，因而疆域广大。次强治周期段的西周、西晋、北宋建国以后多是被动南迁，没有真正实现“大一统”，因而疆域较小。依这两个规律性的历史现象推断夏、商时的疆域应比西、东周的疆域（活动范围）要大得多。第一，商代的疆域考证。从史书记载看，诗经本是孔子删定的，其中《周颂》多达31篇，很少记述周人开疆扩土之事；《商颂》仅有5篇，然而记述开疆扩土的就达七处之多。如“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诗经?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同上）“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同上）“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诗经?商颂?殷武》）“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主，方命阙后，奄九有。”（《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同上）“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经?商颂?殷武》）其它文献也有很多商代征伐四方的记载，《尚书?胤征》后附亡书序说：“自契至汤八迁。”武丁时先后用兵于土方、鬼方、马方、羌方及夷方，并都取得了胜利。《周易?既济》记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易?未济》爻辞：“震用伐鬼方，三年赏于大国。”《诗经?大雅?荡》：“内垒于中国，覃及鬼方。”《竹书记年》：“王纪伐西落鬼。” 从现代考古成果看，安阳殷墟墓葬中已发现原多突人的头骨化石，证明商人曾与中东、地中海、北极一带的部落发生过战争，多突人的头骨是作为人祭、人殉的战俘出现的，尤其在内蒙古、河套一带发生的争夺战争其重要性不亚于黄帝时的版泉、涿鹿之战。另外妇好墓中发现了器量玉器，近年来经考古学家研究证明是新疆的和田玉，而且科学家从昆仑山采玉的地方找到了蒙古人的头骨化石，经北京大学用碳十四测定距今达2900多年，与殷商时代正相吻合。说明商代人的活动地区已联系到新疆西部，而且当时已形成一条玉石之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指出：“50年来，在郑州等地已发掘不少早商遗址，确立了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早商文化。1976年妇好墓的发掘，丰富了对商文化的认识。近年来，四川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商周遗址、深圳屋背岭商代遗址等遗存的发掘，丰富了对西南和南方商代各国文化的认识，揭示了商王朝和长江流域的文化关系。”(《夏商周断代工程大功告成》)史学家李济在殷墟青铜器、陶器、艺术花纹研究上，指出殷商文化与亚洲中部、西部同时的古文明之间的若干类似性，由于忽视了历史的北方，我们民族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他举出两个例证，一是从侯家庄帝王陵墓HPKM1001大墓椁顶一种“肥遗”怪兽图案，另一种在木雕残片中发现的母题是一对老虎的图形，都渊于美索不达米亚，称这是“中国在纪元前二千年或更早时期和西方文明接触的最用趣的证据，是从陶器的形制上得到的。……是一件陶器的盖子……同样的也在杰姆德纳刹和莫汗久达鲁地方发现过。将商代陶器和近东中东的形制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很多甚为相像的例子；但我以为这一个是说明文化接触无可置疑的范例。在相隔这样遥远而且互异的世界的两端，能独自发生结构如此相似的器盖，是难以想象的。”说明至迟在殷商时代，中国与远在两河流域的西方民族间似已有着文化上的接触了。他又说：“2000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载’一类的古文，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李济强调殷商文化是一种多元复合文化，不是单纯的古代中国文化，而是本土、西亚、南亚文化的复合体，见解独特，他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里而来研究的态度，给人以无穷的启发。 据史料记载：简狄生契。契被派往滦河以东驻守边疆统治当地的东夷部落—有娀氏部落。契子昭明原居塞北，昭明子相土越燕山南下，环渤海湾发展。相土子昌若、昌若子粮圉。粮圉子王亥已发展至易水流域，在和当地的部落发生斗争时被杀。王亥弟弟王恒进而南下漳水流域，被有易部落所杀，上甲微得到河伯的帮助，败有易。当时黄河下游流经河北平原在今天津市入渤海，上甲微已在太行山以东古黄河下游立足。到成汤时期，有娀氏移居今濮阳一带，并更名为商部落。前1550年，商部落灭掉夏，成了中原的主人。商朝祖居河北易水，后东迁至渤海，分南北两线迁徙，北线至辽西，南线到达山东，之后定都河南，又北伐西征。其活动地域东至海，西至昆仑，南达荆楚，北至内蒙古。《大戴礼记?少间》记载：“成汤卒受天命……海之外肃慎、北伐、义渠、搜、氏、羌来服。”显然比西周要大得多。第二，夏代的疆域考证。关于夏朝的记载较少，本节前一段已对夏后氏起源于内蒙河套地区，属通古斯人种作了简述。禹承舜，舜时活动地域已经达到东北地区的和东部沿海，《淮南子?原道训》记载：舜帝时“理三苗，徒裸国，朝肃慎。”夏禹的父亲鲧即封于崇（今河南崇县北伊、洛之间）因云伊、洛两岸是“有夏之居。”（《周逸书?并邑》）禹都于阳城（今河南登封县告城镇一带）。夏的都城有晋阳（今山西省晋阳）、安邑、斟鄩（山东省维坊）、阳城、西河、帝丘、老丘，也就是说山西、河南、山东都曾经是夏的活动中心。史载“禹合诸侯于涂山（今安徽蚌阜西）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说明禹建都河南，涂山聚会说明安徽蚌阜曾经是当时各诸侯国的中心位置，最起码也是禹征三苗，禹代工共之后新扩展地区的中心位置。《纲鉴易知录》载：“癸未，八岁，（公元前2198年）巡狩江南，会诸侯，戳防风氏，帝崩于会稽。初，禹到大越（今浙绍兴县）上茅山，（即会稽山，绍兴县东南）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会计也。至是禹巡狩江南，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戳之，禹崩于会稽，因葬焉。”禹在会稽会盟诸侯行封赏说明会稽并非边远地区，亦应是诸侯会聚的中心位置，也就是说今浙江绍兴以东，以南还有相当多的地方归属禹管辖，而且防风氏就生活在江、浙一带。《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小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纹身断发，披草徕而邑焉。”史载，夏朝的第六代帝杼时曾经征服东夷，把活动地域推到东部沿海。 《山海经》所记山川、人物有夏后启，有易氏，有西周，有稷，然记夏至启，记殷至有易杀王亥，记周至稷的孙子叔均，其后无三代人名出现。可见，夏、商两朝的人就能记山5370座，河流300余条，矿物70多种，植物130余种，动物260余种，邦国95个，人物140余人。若没有相对统一的政权作基础，怕是难以做到的。《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其衣有血者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这说明夏后启的管辖已到达巴国（今重庆一带）。《山海经?海内南经》又载：帝（禹）命竖亥步，“从东极至西极，五亿九选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古代，一步为五尺，300丈为一里，100万为一亿。依此推算，夏禹时，国土东西为近两万里。以上不难看出夏后氏源于蒙古高原，治水于黄河流域，建都于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开拓于江浙和川北一带，死后葬于浙江绍兴的禹陵村，至今143代子孙仍与其守陵。这些地域便是夏朝的活动范围。能在会稽杀防风氏，封勾践先祖守禹之祀。也可以算是统治区域。第三，周代的疆域考证。再回过头来说周族。元朝以前北方游牧民族只有在强治周期段才臣服中原，到国乱周期段开始自立，次强治周期段形成南北对峙。西周也不例外。商朝末年“诸侯不朝。”这些不朝的诸侯就是独立的国家。西周的始祖弃早在帝虞舜时被派往陕西武功县驻守边疆统治当地的炎帝部落—有邰氏部落。商朝时被封为西伯侯，武王伐纣消灭殷商后重点是东征和控制殷王畿之地，周公东征灭武庚、管叔、蔡叔、霍叔之后伐准夷、践奄，南征荆楚。周朝长期受到周边各少数民族特是西北游牧民族的侵扰。是时，周边的各少数民族：东有莱夷，北有长翟、太原，晋南有条戎，更北有隗、狐氏、燕京戎、北戎、鬼方、猃狁、西有陆浑戎、羌，江淮有淮夷、群舒、虎方，楚之西南有濮越，燕之东北有肃慎等。这样看来，周朝的实际控制区只有沿黄河一线，就连晋南也有少数民族的独立政权。起初，周公灭奄，太公灭蒲姑，势力仅至山东境内。淮夷、徐夷仍倔强不服，后伯禽被围，成王派兵解除夷之围，徐夷仍自称偃王，曾联合九夷伐周，穆王承认偃王在东方的霸主地位。以后穆王教楚伐徐，徐败。楚至熊通时正式称王，不承认周天子的地位。楚又成为南方的新兴强国。昭王伐南蛮，全军覆没，君臣淹死在汉水里。 最紧急的外患，还是西北方戎狄族的入侵。周都镐京(今西安西南)接近戎、狄。汧(千)、渭两水之间，是西戎入侵的路线。周初，曾大败鬼方，俘获一万三千多人，斩首、割耳人也不少。此后，戎狄又多次寇周。西周穆王时王道衰微，奴隶制开始动摇和衰落。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井田制开始动摇，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开始向土地私有转化。西周中期以后，土地所有制开始发生变化，“田里不鬻”的格局被打破，出现了土地的赠送、赠偿、交换、抵押和典当的现象。1975年在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共王时代的卫（he，调味器）的铭文记载，共五三年，裘卫用一件瑾璋、两个玉虎、两件鹿皮挂肩、一件蔽膝换得矩伯的十三田。同时代的《生簋》（簋音gui，古代盛食物的圆形器具）铭文记载，格伯以三十田换取生的四匹马，双方立契约为证。到周宣王时，“民不肯尽力于公田”的现象日趋严重，于是宣王便宣布“不籍千亩”（《国语?周语上》），即宣布废除借助民力以耕公田的藉田制度。集体助耕公田的方式瓦解后，奴隶主不得将“公田分授各夫”，租给农民耕种。这样一来，不仅土地国有制出现了向私有制的转化趋势，同时封建性的租佃关系也开始了萌芽。其次是阶级结构发生分化，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化。阶级结构的分化发生在两个层面。一是奴隶主贵族内部出现了急剧升降变化。一部分地位较高的贵族，只醉心于掠夺战争和享乐，不注意经营农业生产，结果田地荒芜，奴隶逃散，家道衰落。一部分地位较低的奴隶主，锐意经营农业，招徕流散奴隶，不断扩大土地规模，形成了新的暴发户。此外，政治上升降也易造成经济地位的变化等等。这样，在奴隶主集团内部出现了兴衰浮沉的波动。如上文提到的矩伯是一衰落贵族，而裘卫则是典型的暴发户（齐涛主编《中国通史教程?古代卷》P76）。二是一部分“庶人”可以以“金作赎刑”（《尚书?吕刑》），而成为自由民。这两个层面的阶级分化，就直接动摇着西周奴隶制的统治。 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也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平民和贵族的矛盾加剧，繁重的赋税和徭役，使大量的平民失田破产。二是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奴隶主贵族居住在“国”、“都”之中过着钟鸣鼎食的腐朽寄生生活。而奴隶则居于“鄙”、“野”之中的茅棚土舍，在“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窘况中艰难度日，甚至被杀害、出卖或殉葬。为了反抗这种压迫，奴隶们经常用怠工、逃亡、破坏工具等方向与奴隶主展开斗争。穆王以后，奴隶主贵族与奴隶和自由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到周厉王统治时期（前878—前841年），则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周厉王是一个暴虐的君主，他任用荣夷公等人实行“专利”政策，下令将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不准一般平民采樵渔猎。他还取缔平民开垦的“私田”，并从平民原有份地上增加税收。这些政策，直接触犯了以平民为主体的“国人”的利益，闹得“民不堪命”，怨声载道，出现了所谓“国人谤王”。为了压制舆论，厉王又派卫巫监谤，“以告，则杀之”。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史记?，周本记》）。周厉王十分得意，自以为“吾能弥谤矣”。召公看到了政治危机，劝告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必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国语?周语上》）厉王不听，继续倒行逆施，终于引起“国人暴动”（公元前841年），驱逐了周厉王。厉王奔（今山西霍县）后，“宗周”（周西都镐京）一片混乱，于是国人共推共伯和临时主政（此据《吕氏春秋》，第一说是据《史记?、周本记》为周公和召公。），史称“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我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太子靖王，是为宣王。 宣王即位后，吸取厉王教训，刷新政治，励精图治，“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诗经?大雅?民劳》毛序），史称“宣王中兴”。但周宣王的一些举措，并没有消除奴隶制危机的根源，又加上他对东南方的荆楚、淮夷、徐戎连年征战，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则更加速了西周的灭亡。周懿王时，被逼迁犬丘(陕西兴平县南又名槐里)，宣王晚年，又在向北讨伐太原戎、奔戎的战争中接连败北。终于在征姜戎的一战中全军溃散。宣王几乎被擒，国力大衰。幽王时，由于昏庸无道，申候联合犬戎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遂亡。西周为犬戎所灭。周平王东迁后，地域就更小了。其时王室衰微，五霸并立，周天子徒有虚名。除齐、晋、秦、楚、宋五霸外，尚有卫、郑、黎、鲁、陈、蔡、燕、吴等较大诸侯国，号称十三诸侯国。连其他小国共有一百四十多国。周边少数民族共三十余。 东北有小戎(北戎)、东胡、肃慎；西北有羌、林胡(林人)、楼烦；南有百濮、扬越；西有大戎(陕西延安)、小戎(甘肃敦煌)、骊戎(陕西临潼)、犬戎(犬戎本部在青海西宁，一部迁居陕西省凤翔)；东有莱夷、东夷、淮夷与诸夏错处。在中原又有赤狄潞氏等族居太行山南段东西二麓，赤狄别种又有东山皋落氏(山西垣曲)、廧咎如(啬音强，咎音高)、留吁(山西屯留)，铎辰(山西长治)。白狄在今陕北，白狄别种鲜虞、肥鼓等在今河北中部。又有扬拒、泉皋、伊雒之戎、陆浑之戎在伊、洛之间，茅戎在今山西平陆，戎蛮在今河南临汝，通称戎狄。春秋五霸“尊王攘夷”主要是对付北方的犬戎、鬼方、山戎、北狄，战国时期燕、赵、魏修长城主要也是对付北方的匈奴。我们还应注意一个现实，那就是在秦朝统一中原之前，北方的匈奴已经将山戎、北戎、赤狄、白狄、林胡、楼烦、犬戎、鬼方等方国统一为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其势力已经足以对秦朝和西汉前期构成威慑。由于南北对峙，国家的疆域必然缩小，因此我们说商朝无论从疆域扩展上，还是声望上都比西周要强大得多，因此外国史学家在写全球通史时以商朝作为古代中国文明的代表。夏朝和周朝相比也应该说不小于周朝。近年来，台湾学者王明珂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兼顾历史事实、历史记忆、历史心性分析来探索史实，开创许多新的历史研究内容，或延续、补充过去中断的研究传统。他认为西周青铜器铭文作为一种社会记忆，经历了选材、制造、使用、废弃或保存的过程，而成为古人与我们所见的文献资料。铜器铭文中，通常有作器者之名、其祖先之名或族徽，记载自己或祖先的功绩，以及自身因此受赏的荣耀。在许多铭文中，祖先辅佐文武王的功绩或作器者的当代功绩，受赏赐之物所象征的威权与尊贵地位，以及“子子孙孙永宝用”所隐含对未来的期望，共同组构成一个述事文本，用以强调在周王为首的政治秩序中本家族延续性的尊贵地位。铜器材质珍贵，制作耗力耗时，只有掌握社会权力与资源的人才能藉此将他们的集体记忆记录下来，并以此支持其优势社会地位。而绝大多数带铭文的西周铜器都出于渭水流域，也显示当时的“东方”在政治权力上的边缘地位。征发“蛮夷”有功而受赏之事是铜器铭文中普遍的一个记忆主题，征发的对象主要是东国、东夷、南国、楚荆、淮夷、南淮夷等东方或南方族群。然而在先秦文献中北方的戎狄却成了西周由始至终的敌人。 综上所述，夏朝的疆域北起蒙古草原，南至巴、吴，东西近两万里。商朝的疆域北起辽河，南至荆湘，东至还北至海，西至甘、陕。周朝北方有山戎、北戎、赤狄、白狄、林胡、楼烦、犬戎、鬼方，东有东国、东夷，南有楚荆、淮夷，其疆域远不及夏、商两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