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周玉器 西周时期是中国玉器发展上的“成长期”。西周王朝建立后，以礼治国，《周礼》，规定不同等级玉器的质地、型制贺规格，对祭祀、礼仪等用玉也有成文规定。《周礼·考工记》也记载周王室设置玉作，管理专为王室制玉的奴隶，“玉人”。 周代礼学与和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有“德”的仁人君子都以玉饰标榜自己，用“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之说。大到天子公卿，小到士大夫，无不是从头到脚，佩戴一系列玉佩饰。 发展到后来，儒家更把与“礼制”有关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玉器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正所谓“君子比德于玉”。 正是周代在物质和思想领域的铺垫，为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提供了理论依据，更是承前启后的中国七千年玉文化精神支柱所在…… “儒家，那已经到东周了，我说的西周、西周，不是上周的事儿!”在原一面抱头鼠窜，一面回嘴道：“别急着打我，要说清楚这事儿，先要从被古人所认可的‘真玉’是什么说起。” 玉器肇始于细石器时代，是从远古先民们用于生产生活的石器发展而来。在先民们与自然斗争生存的过程中，一些能给人以美感的，数量相对稀少的美石被人们从普通的制作石器的材料中筛选出来，制作成脱离生产生活工具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就是最早的玉器。这就是“美石为玉”之说的由来了。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的起源的多元的，而各地矿石物产不同，分布在神州大地的各个原始文化聚落也选择自己的文化圈里所能得到的不同美石，将其视为“玉”。比如四大名玉分别是只指新疆的“和田玉”、河南南阳的“独山玉”、湖北的“荆山玉”、及辽宁岫岩的“岫玉”，即和田角闪石，南阳辉石，湖北绿松石(如今，人们认可的荆山玉与古代的荆山玉不是一种玉料)、岫岩蛇纹石这几种石材。 但事实上正真被人们认可的玉，即“真玉”是指和田玉和近一两百年内异军突起的翡翠，其他品种的玉石则被称之为“杂玉”。 听听，光听到真玉、杂玉这些带有褒贬之誉的形容词就知道这质地不同的玉料在古人心中的地位有多不同了。 那么，真玉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能从真玉引申出周代(特别是西周时期)是玉器发展上的低谷之说呢? 从目前的发掘的文物可知，从直立人时代的“北京猿人”开始(约60-70万年前)，人们逐渐认识到玉石与其他石材的不同，并选择出来制作成装饰品、礼器等非生产用途。 这个时期的玉器最大特点就是各地就地取材，用各种当地特有美石制作器具，但到了6000多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却出现了个例外：原本“盛产”蓝田玉的西安地区(注意这个“盛”字，下文在原会接着聊它)，去出现了用产至千里之外的和田玉所制作的石斧。 这件玉器的出土，说明最早在6000多年前，和田玉已经开始进入关中平原，其意义不光说明原始社会玉器就地取材制作的惯例被打破，更标志着各个原始聚落、文化之间的交流物质、文化已经出现。 由于考古实例的欠缺，我们并不知道和田玉是如何被和田当地居民选择出来，成为代表当地特色的玉石材料，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进入中原地区。 但我们大致可以想象到，其过程何其他原始文化圈发掘拥有自己地方特色的玉料的过程相类似。而出土文物向我们证实一点：自6000多年前起，和田玉逐步从今天的新疆地区扩散到河西走廊，进入关中平原，进而推进到作为商王朝的核心势力范围的中原腹地。 考古学者从距今3300多年的商代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和田玉石雕刻的各种玉器(他杂玉的数量较少)，这至少说明，在武丁时代，殷商贵族们认可和田玉料是等级规格较高的玉材，并有意识地主动获取万里之外的和田玉石。 我们尚不完全清楚殷商先民们通过何种方式直接或间接的获得了数量可观的和田玉石，但可以肯定的是，和田玉特有的一些性质征服了喜好美玉的殷商贵族，并成为了商王室的玉器原材料，并逐步成为被古人，特别是商代社会上层认可的“真玉”。 至于是和田玉料的哪些特性确立了它的真玉地位，在原推测无怪乎这么几点： 其一是和田玉自身的固有的特殊美感，这一点稍后时代的孔子等先贤用了几种比附君子美德的“玉德”来总结了前人对和田玉特质的种种描述，发展到了战国至西汉时期终于成为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特有的“玉文化”符号。 其二是和田玉的稀缺性，这点在原就不多说了，就拿先前提到的半坡仰韶的和田玉斧的发现地西安说说事儿。西安当地特产的蓝田玉数量巨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古人甚至切割出蓝田玉的玉板材，用来制作玉棺玉椁，可以想象到蓝田玉的数量多到什么程度，显然不能让人们认为是足够珍贵的东西。 其三与其二正好互为表里，和田玉的数量稀有，但有足以支撑起贸易流通，不会像蓝田玉那么多，也不像田黄石之类的名贵石材那样数量稀少，缺乏流通性，难于让世人认知，得到古人的普遍认可。这一点，与黄金成为人类社会的一般等价物的过程相类似，在原也就不啰嗦了。 其四，和田玉料的产地远离中原，有一定的获取难度，让古人产生了慕其高远的神秘感。出土文物甚至可以证实在商代，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甚至已经有了依靠和田玉料为纽带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所谓“玉石之路”，比后世著名的“丝绸之路”早了1000多年，又或者说最晚形成与殷商时代的“玉石之路”其实是“丝绸之路”的滥觞。 在原废话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至少从商代起，用被古人奉为“真玉”的和田玉料制成的玉器出现的数量多寡，是衡量一个时代的玉器制作使用是否昌盛的重要硬指标;比如后来玉器鼎盛的汉、清等朝代，和田玉雕精品就大量涌现。 而西周时期的出土玉器显示，当时的玉料质量不佳，材质多为各种杂玉，少有用和田玉料制作的玉器，以至于出现了考古学者所说的：已知存世的千余件西周玉器中和田玉玉器寥寥无几的现象。这与商代和田玉器大量出土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西周王朝的统治核心关中地区(今西安、咸阳一带)横亘在“玉石之路”上，且距离和田玉原产地更近，西周统治者理论上比殷商贵族更容易获得和田玉材，半坡和田玉斧就可以证明新石器时代的今天的“西咸”地区已有和田玉材的贸易或交流。 有研究玉器的学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目前未有西周王陵被发掘，如果发现西周王陵便有可能改写西周时期“无”和田玉的表象。 不过最新的历史和考古研究显示这一观点并不成立。因为西周早期贵族和王室还保留了很多游牧民族的传统，通过修建圆坛等纪念性建筑祭天敬祖，无须为祖先修建带有巨大封土埋和丰厚陪葬品的大墓。这就是我们一直没有发现西周早期王陵的原因，当然也就更别说发现大量陪葬的西周和田玉器了。 而与之相对的是，随着周人葬俗的逐渐中原化，到了战国时代，和田玉料再度成为主要的制玉原料——显然，除了民族习惯外，西周时期曾经发生什么，导致“玉石之路”暂时中断，这一点在原暂且按下不表，稍后再论。 最理想玉料的暂时缺失是西周玉器发展步入低谷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出土文物显示西周时期的玉器数量也明显少于商代，器型和品种也逐渐单一化，如前文提到的觽、韘、玉人之类的，商代才用圆雕玉器逐渐扁平化为周代的浮雕和镂空雕刻，以各种玉佩的形式呈现给后人。 此外，在雕刻技法上，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当然，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而制玉工具的进步又让西周玉器的线条越发硬朗，更为复杂的镂空雕刻开始大量出现，但这点点技术的进步并不能掩饰其在艺术性上的退步。 这种退步的现象并不光体现在玉器上，西周青铜器的艺术水平也不如商代——当然，与玉器出现的情况相同，西周青铜的制作工艺更加精进，先进的冶炼技术让更轻薄坚固的簋、鼎、尊、爵，雕刻金文技艺也跟为成熟，大量铭文出现在那个时代的青铜器上。 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也很简单，曾经活跃于西北，文化上相对落后的周人占领文化昌盛，文明程度更高的中原地区后，一方面很难迅速吸收先进的中原文明为己用，另一方面还要疲于应付被他们称为“殷顽民”的殷商遗民(比如后世横扫六国的秦人的祖先就是著名的“殷顽民”之一)的暴力反抗，难有时间、精力以及物质财富投入高雅的玉器生产和赏析。这样的现象，在后世鲜卑、蒙古、清等北方民族入侵并统治中原的初期也曾多次重复出现。 下面在回溯前问，西周时期和田玉为何稀少?稍微回顾西周的历史变可知，西周前期周人急于完成对中原地区的武装殖民，平定东方各个反对势力，稳定统治，显然没有骄奢淫逸的闲情逸致，和花力气维持“玉石之路”的功夫。等到西周中后期，周人消化了中原地区后，回首西顾，犬戎等新兴势力已经做大，“玉石之路”已然断绝，难以恢复。 缺乏上等的制玉材料，反过了又倒逼玉器制作水平(主要是艺术性)的持续退步。当然有学者认为西周礼制的确立，也束缚了玉器发展，商代那些活泼多变，器型繁复的礼玉、饰玉不符合周人礼法而被弃之不用，也是导致西周玉器发展的空间被压缩的重要原因。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出了端倪：由于西周玉器制作和欣赏水平的因为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较之于商代严重退步，到了战乱更加频繁的春秋战国时代，纵然东周时期的玉器制作因礼崩乐坏而摆脱了礼法条律的桎梏，但也未能把之前欠的“课”全补上。那么，作为玉器发展史上的恢复期，东周为什么有能奠定中国玉文化的基础，甚至发展出堪称玉文化发达呢?我们有空再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