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国农具 楚人由北而南，后又辟在荆山、睢山一带，故自商、周至春秋初，农业生产仍属刀耕火种，以种粟为主。楚武、文王以后，楚国向南、向东开拓，逐渐占据江汉流域，又向当地居民学会火耕水耨，掌握了植稻的生产技术。《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东汉应劭释：“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见裴骃《史记集解》。)古代先民烧荒，这是很普遍的，故无论种粟植稻，都要先烧草作为肥料。水稻又得“水耨”，除去杂草，沤于水中，既作肥料，又保证水稻生长。江汉平原，古代农业历来先进，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均有稻壳出土。 春秋时期楚国青铜器冶炼业已很发达，除了制造礼器、兵器和生活用具外，也制造出了不同用途的农业生产工具。见于考古发掘资料，主要生产工具有锛、镰、斧、削、锥等(参见《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南阳市西关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秭归官庄坪遗址的试掘》等有关发掘报告。）铜镰的出现，说明农作物产量大为提高。当时各国奴隶主贵族由于役使奴隶大众劳动，故制造青铜生产工具较少，楚国亦不例外。 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楚国不仅能锻造“熟铁”，而且还能冶铸“生铁”，在冶铸铁器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出土的铁器，计有铁削、剑、凹口锄、鼎等(见于考古发掘资料，计湖南常德德山楚墓出土铁削一件、长沙龙洞坡楚墓出土铁削一件、长沙识字岭楚墓出土铁凹口锄一件、长沙杨家山楚墓出土剑、削、鼎形器各一件、淅川下寺楚墓出土铁剑一件、长沙丝茅冲楚墓出土铁凹口锄一件、长沙窑岭楚墓出土铁鼎一件。）铁器的使用虽然处于初期阶段，迄今为止出土的铁器数量还不多，但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对开垦土地、兴修水利，最终导致新生产关系的产生，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一般说来，随着铁农具的使用，牛耕这一新的耕作方式，也应该出现了。但楚地还未见有犁出土，故难断定春秋时期，楚国已使用牛耕(犁耕)。不过，楚庄王灭陈为县，申叔时以“蹊田夺牛”予以讽喻”(《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康王时有一大夫复姓师祁、名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从当时尚牛尚犁耕看，也不是偶然现象，故楚国与中原各国一样，开始使用牛耕，不是没有可能。 《史记·河渠书》说：“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沟江、淮之间。”楚武、文王以后，南进东拓，在江汉、江淮间，修沟开渠，为楚国水利事业和水路交通，均奠定了基础。 见于史料记载，楚国最早出现的大型水利工程，是楚庄王时期孙叔敖主持兴建的期水陂和芍陂。前者如《淮南子·人间训》说：“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其灌区在期思、雩娄周围，即今河南固始一带。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后者孙叔敖筑芍陂，王象等撰《皇览》谓战国楚顷襄王时期，楚大夫子思造芍陂。如《后汉书·王景传》、《水经注》载，在今安徽寿县南。 这项工程，楚亡后，历代不断维修利用，成为“淮南田赋之本”(《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史记·循吏列传》裴骃集解引《皇览》说：“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沮水，即古睢水，与漳水汇合注入长江。这项沮漳水下游的大型水利工程，对包括郢都在内江汉沃野的农业生产，显然是极为有利的。另据《七国考·楚食货》载，孙叔敖还“截汶坟之水，作塘以溉田”。 《庄子·天地》载，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子贡劝其用桔槔提水，那丈人答道：“非吾不知，羞而不为也。”反映了楚国确已普遍凿井灌田，并已使用桔槔这一先进的灌溉工具。 从上述史料可见，春秋时期楚国的水利事业是很发达的，既引水作池(陂塘)，蓄、灌并用；又凿井灌田，就地取水。公元前522年(楚平王七年)，伍子胥蒙冤出奔，楚平王悬赏捉拿，按“楚国之法，得伍子胥者赏粟五万石，爵执”(《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及至吴后，助吴王阖闾攻楚，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淮南子·泰族训》。其他如《新书·耳痹》、《博物志》等亦有类似记载。）这些记载，都说明楚国粮食充足，有储藏粮食的“廪”、“高府”，动辄赏粮五万石，这在春秋时代各国中是十分罕见的。 据《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519年(楚平王十年)，楚、吴还为两国边境民间女(小童)“争桑”而动用军队，相互攻打，足见在江淮一带，楚国的种桑养蚕业，亦得到普遍发展。至于其他农副业，上述《庄子》所记的“圃畦”，就是指的种植蔬菜果木一类的园圃，可见楚国农副业和经济作物，也有很大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