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王之乱 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留下了一个统一仅10年的庞大帝国和一个“何不食肉糜”的痴呆皇帝晋惠帝。不幸的是，这个痴呆皇帝偏偏有一个又丑又凶、狠毒无比的皇后贾南风。晋武帝死后第二年，贾南风就与楚王司马玮合谋，杀死了晋武帝的老丈人、辅政的太傅杨骏，由此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无情的权力争夺战、历时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的序幕。 杨骏死后，朝政为汝南王司马亮和卫瓘所主持，贾南风先是指使司马玮杀掉司马亮、卫瓘，随即又矫诏杀了司马玮。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当贾氏一党志骄意满进而废杀太子之时，赵王司马伦与孙秀借为太子报仇之名，矫诏废杀贾南风，除尽贾氏一党。司马伦专掌朝政后，仍不满足，索性篡位自立。紧接着，齐王司马冏联合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起兵，灭掉司马伦一党，迎晋惠帝复位。不曾想，司马冏独揽朝政的位子还没坐热，仅过半年就被长沙王司马乂所杀。然而，司马乂重演司马冏故事，掌权没多久旋即被司马颙、司马颖以及东海王司马越所灭。 这一次，上位的是司马颖。接下来更乱，先是司马颖为司马颙所败，再是司马颙在与司马越的对峙中败下阵来，“八王之乱”最后以司马越的获胜而告终。不过，司马越也并未笑到最后。“八王之乱”不仅耗尽了西晋的人力、物力、财力、兵力，也几乎灭尽了西晋的精英集团，正当西晋内乱不已之时，刘渊等趁乱起兵，中国历史进入最黑暗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专权五年之后，司马越在一片内忧外患中死去，尸骨未寒，就被石勒剖棺焚尸，宣告曰：“乱天下者此人也，吾为天下报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 “八王之乱”堪称中国历史上权力斗争的集中写照和缩影。君臣反目，骨肉相残，朝政失纲，后宫失序，尔虞我诈，朝云暮雨，各色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今天你杀人，明天人杀你，杀人的人再被人杀，一直到全部杀光为止。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无论贤愚，不分长幼，都如飞蛾扑火般争相涌进权力的漩涡中心。比如，赵王司马伦，尽管“素庸愚”、“顽鄙无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权力乃至对皇位的渴望。甚至卓识如陆机，雄豪如刘琨，才华如左思、潘岳等，早先都曾名列贾氏党人贾谧“二十四友”之中，为人所诟病。贾氏一党败亡，“二十四友”虽然云散，但除左思避居、潘岳等被诛外，其他人仍未从权力斗争中抽身而退。陆机兄弟不听顾荣“还吴”劝告，先依司马颖，又被司马颖所杀，留下“华亭鹤唳，可复闻乎”的长叹。刘琨先结附于司马伦，后依违于司马冏，若不是后来战殁沙场，亦难不让人指为追逐权力之辈。可以说，权力如同一剂春药，迷失了人的心性，使人不辨形势，不明事理，前赴后继，执迷不悟，义无反顾。 更让人唏嘘不已的是，一些原本属于清流时望之士，在掌握权力之后，仿佛马上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甚至让人感觉，他们掌握权力的过程，就是“变质”的过程。比如，司马亮史称“清警有才用”，然而一旦专权，则权归私门，“冠盖车马，填盖街衢”，顿失时望。又如，司马冏“少称仁惠，好振施”，因众心怨望起兵，振臂一呼响者云集，然而一旦专权，则“骄奢擅权，大起府第”，“耽于宴乐”、“沉于酒色”，“中外失望”，以至败亡。再如，司马颖“器性敦厚”、“众望归之”，然而一旦专权，则“恃功骄奢，百度弛废，甚于(司马)冏时”，尤其“僭侈日甚，嬖幸用事，大失众望”。又如，司马越“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然而一旦专权，则“专擅威权，图为霸业……不臣之迹，四海所知”，同样“大失众望”，最后忧惧而死。权力又如同一剂毒药，感染了每一个身陷其中的人，使之难以清醒，难以挣脱，犹如杜牧在《过秦论》中所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总之，权力真是个坏东西，不管是谁，只要沾着了就中毒，靠近了就错乱。 当然，权力既不是春药，也不是毒药，与其说权力是个坏东西，不如说不受制约的权力才是个坏东西。回过头来看八王的竞相登场，每个人在出场之前无不踌躇满志，然而一旦掌握权力后其表现却又无不令人大失所望。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克斯?韦伯所说，与其将权力建立在个人魅力的“卡里斯玛”权威之上，莫如建立在制度权威之上。尽管这种制度化了的政治可能缺少卡里斯玛型政治那样激动人心的献身精神和英雄气概，然而却更稳定、更可靠、更安全、更具有可预期性。人性总是有弱点的，有弱点的人性加上不受制约的权力，想不变质都难。与其将权力的运转寄希望于个人威权的自制(或者说开明专制、仁慈的独裁者等)，不如寄希望于制度的约束。这是因为，个人威权的不可预测，根源就在于我们无法寄希望于其道德品性——事实上，其道德品性十有八九倒是不可靠的。个人的威权当然可能使事情变好，然而更多的情况却是更糟，甚至其本身更可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乃至根源，而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总之，权力这个东西，既可以造福，也可以作乱，关键在于是否将它锁进笼子里，让它戴着制度的镣铐跳舞，而不是过于相信掌握权力者的道德自制。如是，可能也就不会有“八王之乱”这样不断重复的历史悲剧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