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对于唐朝的评价一向颇高，总以“盛”来慨括唐朝的整体发展状况，然而每个朝代总会上演着兴衰胜败的起伏剧情，唐朝亦是如此。雄汉盛唐，是人们对汉唐历史认识的总体印象。唐之为盛，在玄宗统治的前期，有“开元盛世”的美誉；而唐之由盛转衰，则在玄宗统治的后期，以“安史之乱”为标志。这种集于一身的盛衰巨变，不仅强烈地震撼当时人的心灵，而且对关注这段历史的后人也一样产生强烈的心灵震荡。这种盛衰巨变之所以发生在玄宗统治的晚期而不发生在别的什么时候，肯定与身为一国之君的玄宗有更为直接的关系，倘能从玄宗时期的统治政策及政治运作中解读出某种导致大唐盛衰巨变的奥秘来，自然更能获得满足感，也更有学术价值。 开元盛世的造就，当然不是天上掉馅饼，应该说是与唐玄宗的开明统治息息相关；而安史之乱的到来，也不是什么命运的捉弄，而是唐玄宗的昏庸统治所致。何以见得？理由如次： 先析“盛”之缘由 其一，玄宗即位之初，年方27岁，正是少年天子，血气方刚，具备大干一番的基本条件； 其二，玄宗靠宫廷政变上台，没有老本可吃，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其三，满朝文武对武后以来的酷吏政治非常不满，渴望新君振衰起弊，刷新政治； 其四，玄宗本人对武后以来的政治危机和社会矛盾也有所认识，对于如何化解矛盾使大唐航船重新驶向安全区域有所思考。 这些因素合起来，就使开元时期的大唐政治开出一个新局面成为可能。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这一时期，玄宗能鉴往，能纳言，能任贤，敢放权，充分显示出一副励精图治的明君派头；而先后为相的姚崇、宋璟、韩休等人也是治世之能臣，有公心，敢谏诤，能办事，不贪不私不怕死。 现聊举数例以示言之不虚： 一是史载玄宗即位之初，“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可见玄宗上台后对治国理政、对历史经验，还是非常留意的。 二是开元元年，姚崇具奏郎吏升迁事，玄宗装出一副很不耐烦、听不进去的样子，罢朝后对高力士说，职任宰相，大的决策可商量着办，但何必事无巨细一一汇报请示？姚崇闻之大喜过望，遂放手理事，“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这是玄宗敢放权、臣下敢办事的一个例子。 三是宋璟为相时，常常是对玄宗的态度不管不顾，必尽为臣之责，直言极谏，而玄宗也尽力配合，往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这是臣下敢谏诤、而玄宗能纳谏之一例。 总之，有这班君臣合力同心站在前台吹拉弹唱，就足以保证大唐政权的高层政治运行有序，不会脱轨，而贪污腐败、结党营私的现象也就很难发生。加上其他因素的配合，出现政清人和的局面就在情理之中，大唐的鼎盛之局自然也就悄然而至。《旧唐书》对开元时期的这段历史是这样评说的，玄宗即位后，“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黜前朝徼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后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乐而出宫嫔，明其教也；……收兵而责帅，明军法也；朝集而计最，校吏能也。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绺远驭，志在于升平。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于时垂髫之儿，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年逾三纪，可谓太平。”这段话难免有些夸张，但一个励精图治的玄宗的风貌已是跃然纸上，一个太平安乐的盛世就如在眼前。难怪当时的著名诗人杜甫要写诗赞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小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 再论“衰”之肇因 其一，当大唐的年号由“开元”改为“天宝”时，李隆基在皇位上已坐了30年之久，年龄也快60岁了，难免会发生身体和心理的“疲劳”，史称玄宗“享国既久，骄心浸生”，但似乎还应该加上“惰心日生”才算全面。 其二，“开元盛世”的不期而至，使玄宗君臣有了贪图享乐的资本，总以为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一门心思追求歌舞升平的场面、醉生梦死的日子，于是国家大政就不愿闻问、日渐抛荒，大唐政治开始走上下坡路，破国亡家的厄运也悄悄地前来叩门。 其三，俗语言，上有好者，下必甚之。到了开元后期特别是天宝年间，由于玄宗飘飘然，喜欢声色犬马，听不进逆耳之言，于是，一班阿谀奉迎的奸佞小人就日渐得势，一片谀颂的马屁吹得玄宗更加头昏眼花、得意忘形；而敢于谏诤的贤臣则逐渐被疏远，忠言很难再吹到玄宗的耳边。政风由此变坏，吏治由此腐败，政局由此混乱，盛衰之势也就在无形间转移了，终于导致大唐盛衰集一身、渔阳鼙鼓动地来的悲惨结局。 这里也聊举几例，权充说明。 一是自开元十七年张说等人奏请以玄宗生日为千秋节始，个人崇拜之风开始抬头并愈刮愈烈。到开元二十四年千秋节时，宰相张九龄别出心裁，没有送银子，没有送珍奇，也没有送时髦的铜镜，而是把历代兴废之道编到一起，名为《千秋金镜录》，进献玄宗。对这种婉转讽谏的方式，玄宗表面接受了，但三个月后，张的相职就被无情地罢免。这一结果的导向作用，对官场中人而言真是太浅明了。自是以后，就言路依稀、颂词满天谀声遍地了。 二是玄宗在后期“恣行宴乐”的同时，把朝政大权交给了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小人，致使朝纲紊乱，人心浇离，政局日坏。李林甫盘据相位十九年之久，“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以甘言而阴陷之”，以至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司马光认为，正是这样一个蛇蝎小人，终于“养成天下之乱”。继李林甫为相的杨国忠，更是一个善于“窥探君意好恶而迎合之”的奸佞之徒。他担任相职后，牢牢地把住朝廷的财权和用人权，还身兼40余职，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搞得满朝乌烟瘴气。他看到暮年的玄宗喜欢财利，于是“大事搜刮”。司马光认为，正是这样一个贪吝之徒，“厚敛以怒天下，终成其乱”。《旧唐书》的作者也认为是玄宗的“用人之失”，把一个好端端的大唐盛世拖垮了：“俄而朝野怨咨，政刑纰缪，何哉？用人之失也。自天宝以还，小人道长。如山有朽坏，虽大必亏；木有蠹虫，其荣易落。以百口百心之谗谄，蔽两目两耳之聪明，苟非铁肠石心，安得不惑？而献可替否，靡闻姚、宋之言；妒贤害功，但有甫、忠之奏。豪猾因兹而睥睨，明哲于是乎卷怀，故禄山之徒，得行其伪。……谋之不臧，前功尽弃。”诚哉，斯言！ 览玄宗一朝的盛衰巨变史，不能不使人想起《诗经》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名言，也不能不使人想起《孟子》中“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告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