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厥势力 每个朝代的兴盛与其统治者的统治息息相关，隋朝后期，由于炀帝不恤民力，连兴大役，搞得天下骚动，四方豪杰纷纷起义，天下大乱。东突厥反隋势力的兴起加速了隋朝的灭亡，加剧了中原的战乱，延缓了唐朝的统一。 东突厥却因此获益不浅，由过去隋朝的附庸，一变而为东亚的霸主。《通典》卷197所谓“及隋末离乱，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凌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称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概括地反映了这个情况。不过，《通典》只列举了八个较大的依附东突厥的割据势力，实际上其数远比这些为多，可以说，中原尤其是北方割据者大多都曾依附东突厥，见于史书记载的起码有十几个。这些依附东突厥的势力，既有隋朝的官吏，又有布衣百姓；还有日后统一了中国的唐朝。本文首先论述东突厥分化操纵这些势力的史事。 东突厥与中原势力的关系 灵武郡（治今宁夏灵武）白榆妄大约是最早反隋连结突厥的势力。《隋书·炀帝传》载，大业九年（613）正月，白榆妄起兵反隋，“劫掠牧马，北连突厥，陇右多被其患”。大业十一年（615），又有上谷郡（治今河北易县）人王须拔自称漫天王，魏刁儿自称历山飞，起兵反隋，建国号燕，“众各十余万，北连突厥，南寇赵”。 大业十三年（617），是中原势力连结突厥起兵反隋最多的一年。 大业十三年四月，金城郡(治今甘肃兰州)豪强薛举起兵反隋，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数日间，连克抱罕、鄯州、廓州，尽有陇西之地。七月，称秦帝于兰州，迁都秦州（天水郡）。谋主郝瑗“劝举连结梁师都，共为声势，厚赂突厥，饵其戎马，合从并力，进逼京师”。薛举于是厚贿突厥，合谋进取长安，莫贺咄设（后为颉利可汗）答应以兵相随。长安作为隋朝都城，具有重要的政治、战略地位，是反隋势力共同觊觎的地方。太原李渊大业十三年五月起兵，七月率兵西进，一路过关斩将，已于十一月抢先一步占据长安。次年四月，李渊登帝位建唐朝。面对薛举的挑战，李渊亦急忙遣使突厥，不仅贿以大量金帛，而且许诺割让五原(治今内蒙五原南)及榆林(治今治今内蒙托克托南)二郡，与突厥以灵州为界，[1]条件是莫贺咄设不仅不援助薛举，而且与臣服突厥的五原郡太守张长逊共助唐军。五原、榆林地处河套，是中原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一道天然防线，东突厥既得金帛，又将与中原的分界线向南推进数百里，自然更愿意与唐交易，因此转而支持唐军。“（突厥）发兵举长逊所部会秦王（后为唐太宗）军”。[2]唐军得突厥之助，几经争战，终于在武德元年（618）十一月，彻底消灭了薛举西秦政权。而突厥“遣处罗之子郁射设率所部万家入处河南之地”，[3]也将势力扩张到河套地区。 张长逊原为隋五原郡太守，“天下大乱，遂附于突厥，与莫贺咄设结为兄弟以自固，突厥号长逊为割利特勤”。李渊建唐朝，长逊又以郡降唐，授五原太守。实际上与突厥、唐朝都保持臣属关系。在薛举联络突厥进攻长安的活动中，长逊积极阻止突厥支持薛举，“伪为（唐）诏书与莫贺咄设，示知其谋，突厥乃拒师都等使”，[4]又与突厥共助唐军讨伐薛举，因功授唐丰州总管。此后，唐遣右武候骠骑将军高静致币于始毕可汗，至丰州而始毕死，诏留金币，突厥大怒，欲南渡入寇，长逊又遣高静出塞，以币作为始毕赙赠之礼，消弭了一场战事。由于长逊长期驻镇丰州，与突厥有密切关系，朝廷担心他仍首鼠两端，与唐不利，因此武德四年（621）四月，长逊自请入朝，与突厥断绝往来。 武威郡（治今甘肃武威）李轨，因薛举作乱，被众人拥戴起兵，以护其郡。轨自称河西大凉王，建元安乐。不久，攻陷张掖、敦煌、西平、枹罕，尽有河西五郡之地。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之弟阙达度阙设时在会宁川中，自称可汗，率二千余骑附轨。轨亦采取结援东突厥，连好吐谷浑的策略，[5]以巩固河西之地。 大业十三年二月，刘武周斩隋马邑郡太守，自立为太守，成为割据马邑郡(治今山西朔县)的地方势力，遣使附于突厥。雁门郡隋军合兵讨武周，围于桑乾镇，突厥闻讯救援，与武周共败隋军。武周仗势破楼烦郡，进取汾阳宫，以宫人赂突厥，始毕可汗回报以马，武周兵威益振，又陷定襄等地。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遣以狼头纛。武周因此称皇帝，建元为天兴。武德二年二月，突厥以五百骑授武周，使攻太原，南向争天下。武周率兵破榆次县，陷介州，攻下唐根据地太原。接着又下晋州，取浍州，唐河东之地丧失殆尽。关中大骇。十月，唐尽发关中兵反攻，突厥转而帮助唐军，“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6]武德三年四月，武周在唐军和突厥的连手进逼下，弃太原，率百骑亡奔突厥，其部下宋金刚收其亡散以拒唐军，人不从，亦率百余骑奔突厥。此后，金刚欲回上谷，被突厥追获，腰斩。武周谋归马邑，亦被突厥所杀。东突厥为何转变态度，我们下面讨论，此处不赘。 武周死后，突厥以苑君璋为大行台，统其余众，但加强了对马邑郡的控制，令“郁射设督兵助镇”。唐开始与突厥争夺马邑郡，高祖遣使谕降。君璋部将高满政说：“夷狄无礼，本非人类，岂可北面事之，不如尽杀突厥以归唐朝。”君璋不从。君璋在众人的逼迫下奔突厥，满政以城降唐。明年，君璋引突厥攻马邑，尽杀满政及其党，退保恒安。君璋后因所部离散势蹙，请降唐朝，唐许之，但因突厥颉利可汗遣使召之，又犹豫不决。其子孝政认为，刘武周之事足为殷鉴，突厥不可信，应赶快降唐；但另一种意见认为，恒安险固，“突厥方强，为我唇齿。据此坚城，足观天下之变”。[7]君璋遂将唐使者送交突厥，并与突厥合军寇太原北境。直到贞观元年（627）颉利政乱，知突厥不足恃，君璋才率部降唐。 大业十三年（617）二月，朔方郡(治今内蒙白城子)梁师都据郡反。师都代为该郡豪族，仕隋为鹰扬郎将。至此自称大丞相，北连突厥。遣兵掠定雕阴、弘化、延安等郡，即皇帝位，称梁国，建元为永隆。突厥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号为大度毗伽可汗。师都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盐川郡。武德二年（619），师都与突厥数千骑南下寇掠延安郡，被唐军击败。武德三年（620）四月，唐军打败刘武周，师都部下人心涣散，大将张举、刘旻相次降唐，师都大惧，因遣使劝处罗可汗南下侵唐，并表示愿为向导。处罗可汗因此谋划兵分四路进攻唐境：莫贺咄设入自原州（今宁夏固原）；泥步设与师都入经延州，处罗入自并州，突利可汗与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并与窦建德会师于晋州、绛州。后因处罗发病死，计划未能实现，但西线莫贺咄设已寇凉州等地。唐决心教训师都。高祖悉发边兵进击师都，拔其东城。师都退据西城，求救于突厥颉利可汗，颉利以劲兵万骑救援之。此后，师都因错斩来降的稽胡大帅，部众疑惧，多叛降唐。为了挽回颓势，报复唐朝，师都又面见颉利，献计入侵唐地，“自此频致突厥之寇，边州略无宁岁”。[8]唐武德九年（626），突厥颉利可汗入寇，一直打到长安西郊渭桥，唐朝几乎灭亡，也是师都的计谋。唐太宗为了消弭师都之患，采取了各种办法，如劝降、反间计、毁其稼禾、大军讨伐等等。贞观二年（628），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军讨之，刘旻、刘兰率劲卒直据朔方东城逼之。颉利可汗又遣兵援师都，唐军破之。最后，师都堂弟斩师都，诣唐军降。师都自起至灭凡十二年，是与突厥勾结最密切，割据时间最长，对唐朝统一事业阻碍最大的一个割据势力。 隋末唐初，刘季真、郭子和屯据北边，勾结突厥，与刘武周、梁师都递为表里。 刘季真是离石胡人。其父龙儿隋末拥兵数万，自号刘王，以季真为太子。龙儿为隋将所斩，其众渐散。李渊起兵，季真与弟六儿复举兵，引刘武周之众攻陷石州。又北连突厥，自称突利可汗，以六儿为拓定王，甚为边患。后被唐军所杀。 郭子和大业末为左翊卫，犯罪徙榆林。见郡内大饥，引敢死之士斩官吏，开仓赈穷乏，自称永乐王，建元为正平。有众二千余骑。因人少势弱，南连梁师都，北附突厥始毕可汗，送子为质，以求自固。突厥以子和为平杨天子，子和不敢当，改署屋利设。武德元年（618），李渊建唐于长安，子和遣使归唐，授榆林郡守。实际上亦采取南北两属的办法求自保。武德二年（619），子和袭梁师都宁朔城，克之。又探听东突厥消息报告唐朝，为处罗可汗候骑抓获，囚其弟。子和得罪突厥及师都，孤立危殆，武德四年（621）率众南徙。唐置于延州故城，赐姓李。 大业末年，沧州人高开道随河间人格谦起兵反隋，谦死，开道进陷北平郡、渔阳郡，以渔阳（治今河北蓟县）为都，自立为燕王。窦建德围唐幽州总管罗艺，开道救之，因随艺使者入朝，唐授蔚州总管、上柱国、北平郡王，赐姓李。武德五年，幽州大饥，开道以给粟为诱饵，扣留罗艺三千兵马，与罗艺决裂，因而北连突厥以为后盾，重称燕王。开道频繁引突厥南下寇掠，恒、定、幽、易等州皆罹其患。突厥颉利可汗攻马邑，以开道兵善为攻具，又与之共陷马邑。待天下大定，开道欲降唐，自觉翻复无信，又恃北面突厥势众而不降。最后，被部将张金树等逼自杀。 罗艺本为隋虎贲郎将，大业末自称幽州总管。武德三年（620），奉表归唐。曾率兵与唐太子建成击刘黑闼及突厥于洺州，因功拜左翊卫大将军。“时突厥屡为寇患，以艺素有威名，为北夷所惮，令以本官领天节军将镇泾州”。但艺自以为功高位重，无所降下，无故殴击李世民的手下。待世民即皇帝位（太宗），艺惧不自安，矫称奉密诏勒兵入朝，率众入据豳州。唐军攻之，“艺大溃，弃妻子，与数百骑奔于突厥”，[9]在宁州界被左右执杀。可见突厥是中原反叛者的避难所，像罗艺这样威震突厥的名将，一旦有难，亦投奔突厥。 王君廓亦曾欲以突厥为避难之所。君廓为唐幽州都督，骄纵不法，贞观元年（627）被征入朝，疑长史李道玄告发自己，杀驿吏，逃奔突厥，道中被百姓所杀。[10] 窦建德大业十三年（617）正月在河间（治今河北河间）自称长寿王，年号丁丑，割据河北。武德二年（619），引兵讨伐弑隋炀帝的宇文化及于聊城，得胜入城后，先谒隋萧皇后，与语称臣。时王世充奉隋越王侗于洛阳，建德又与王世充结好，遣使朝拜侗。武德二年（619）四月，世充废侗自立，建德亦自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下书言诏。追谥隋炀帝为闵帝，封炀帝之孙政道为郧公。建德亦依靠突厥以壮兵势。突厥可贺敦隋义城公主，遣使迎萧皇后及孙政道，建德勒兵千余骑送之入蕃，又传化及首以献公主。突厥后封政道为隋王。建德既与突厥相连，兵锋益盛。后因兵援王世充，武德四年（621）七月被唐军消灭。 王世充是隋朝官吏，深受炀帝宠信。宇文化及弑炀帝，世充奉隋越王侗于东都洛阳。武德二年（619）四月，废侗，自立为皇帝，建元开明，国号为郑。武德三年（620），突厥为了实施四路侵唐的计划，主动与世充联系。五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献马千匹于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并与之互世”。七月，唐军东征王世充，突厥又遣使与王世充暗中联系，被唐潞州总管李袭誉击斩，突厥使者牛羊万余也被唐军获得。[11]世充参观派使者王文素劝颉利扶植隋炀帝之孙政道：“昔启民为兄弟所逼，脱身奔隋，赖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孙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孙，可汗宜奉杨政道以伐之，以报文皇帝之德。”[12]颉利因此每年入寇唐境。武德四年（621）六月，世充在唐军的进逼下降唐，同年被仇家所杀。 刘黑闼是窦建德的旧部。建德败，武德四年（621）七月，故将拥黑闼起兵于漳南县，自封大将军，移书赵、魏，建德将士杀官吏以应。黑闼北连高开道，兵锋甚锐。又遣使北连突厥，颉利可汗遣俟斤宋耶那率胡骑从之。黑闼借助突厥的力量，半岁悉复建德故地。徐圆朗举齐、兖之地附于黑闼，其势益张。五年（622）正月，黑闼以洺州为都，称汉东王，建元为天造。唐太宗等率大军击黑闼，黑闼等二百人亡奔突厥。山东平定。六月，黑闼向突厥借兵寇山东，旬日悉复故地，复都洺州。六年（623）二月，终被唐军打败。 李仲文为唐并州总管，信惑妖邪，以为有龙附己，当得天下，因此与突厥通谋，可汗许立为南面可汗，处河北之地，仲文则引突厥从太原攻长安。但因事泄，未成。武德三年（620）二月，仲文被征入朝，伏诛。[13] 李渊太原起兵之初，刘文静劝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李渊遂与始毕可汗手书，愿与突厥连合，以迎隋主名义，向南扩张，“征发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始毕可汗回称，“唐公自作天子，我则从行”，“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我不能从”。于是，李渊决定“改旗帜以示突厥”，遣使报始毕。始毕遣柱国康稍利、级失、特勤、达官等送马千匹到太原交市，许诺遣兵随李渊攻长安，“多少惟命”。李渊认为突厥多来无用，数百即可，一防刘武周引突厥为边患，二借突厥的声势。于是遣刘文静往聘，“始毕使特勒康稍利献马二千、兵五百来会。”[14]突厥不仅在李渊起兵之初促其公开易帜，而且在李渊攻取长安时提供了军事援助。此后，在唐消灭薛举的决战中，讨伐刘武周的战事中，突厥都曾助唐战斗。不过，一旦唐朝显现出一统中国的气象，突厥马上转而为敌。唐与突厥的关系，将另篇详述，此处从略。 综上所述，隋末唐初，白榆妄、王须拔、魏刀儿、薛举、李渊、李轨、刘武周、苑君璋、张长逊、郭子和、刘季真、梁师都、高开道、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等十几个军阀势力都曾结援突厥，隋朝后裔杨政道也曾在突厥的扶植下建立傀儡政权，罗艺、王君廓叛唐虽未逃到突厥，但曾以突厥之地为避难之所，李仲文起兵割据虽未成功，也曾与突厥筹划通谋。东突厥是隋末唐初中原军阀势力的后盾，也是内地战乱兵争的策源地。 东突厥各阶段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政策和方式 东突厥各阶段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政策措施 隋末唐初，东突厥处理中原各势力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套政策措施。这套政策措施总的来说，就是分化操纵中原的各派势力，维持分裂割据的局面，确立巩固东突厥的霸主地位。具体说来，东突厥在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政策措施。根据这些政策措施的特点、变化，我们可以将其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当隋朝尚为统一国家之时，突厥竭力支持各地势力反隋起兵，造成天下四分五裂的局面，以便从中称霸。这一阶段主要是始毕可汗在位期间，时间大体在大业九年（613）至武德二年（619）二月。如前所述，大业九年灵武郡的白榆妄、十一年上谷郡的王须拔、魏刀儿、十三年金城郡的薛举、马邑郡的刘武周、朔方郡的梁师都、太原的李渊、五原郡的张长逊、武威郡的李轨、离石郡的胡人刘季真、榆林郡的郭子和，以及后来渔阳郡的高开道、洛阳的王世充、河间郡的窦建德、刘黑闼等都向突厥称臣纳贡，寻求支持。突厥对这些反隋势力基本上是来者不拒。突厥这一阶段反隋立场，充分表现在对割据势力的封号上，如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郭子和为“平杨可汗”，此“定杨”、“平杨”之“杨”，都是隋皇杨姓之“杨”，其义都是要平定杨隋。东突厥通过支持这些中原势力，确实摧毁了隋朝的统治，并且乘机确立了霸主地位，不仅成为中原势力共奉的宗主，而且将辖地直接扩张到河套地区。不过，这一阶段突厥对中原的干预，大体上处于幕后指挥的地位，也就是说，中原军阀势力尚作为主力在前台活动。 第二阶段，当隋朝已经土崩瓦解之时，突厥改而奉行扶植隋朝后裔的政策，企图建立一个突厥控制下的傀儡政权，作为诸割据势力的共主，以维护突厥的霸主地位。这一阶段主要是处罗可汗在位期间，时间大体在武德二年（619）二月至三年（620）十一月。武德二年二月，始毕可汗死，其子尚幼，立其弟俟利弗设为处罗可汗。始毕可汗之妻隋义成公主按突厥风俗又妻处罗可汗。义成公主作为隋皇室成员，力主扶植隋朝后裔。处罗可汗说：“我父失国，赖隋得立，此恩不可忘。”[15]亦赞成复隋。不过，处罗并不是真正从道义出发，而是鉴于当时的形势，扶植后隋傀儡政权对突厥有利而奉行复隋政策的。于是在新可汗继位伊始，突厥就开始了政策措施的转变。首先，处罗可汗、义成公主将隋炀帝萧皇后及其孙政道等从窦建德处迎到突厥。然后，立政道为隋王，奉隋后，居于定襄城，令在突厥境地的隋人皆隶其下，有众万人，行其正朔，置百官，成立后隋傀儡政权。接着，力图让各割据政权聚集到傀儡政权的旗帜之下。如刘武周死后，突厥以苑君璋为大行台统帅刘武周余众。行台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行台虽然有比较完整的军政系统，但本身不是独立政权。突厥以苑君璋为大行台，说明君璋至少名义上隶属于“中央”。其时，刘武周已死，马邑郡割据势力已无相应“中央”，而君璋之职由突厥委任，行台非突厥官制，而是中原官制，因此，这个“中央”只能是突厥掌控下的隋王政权。[16]突厥此前扶植割据势力大都以可汗为名，此时却以行台著称，名称的变化充分体现了突厥政策的变化。吴玉贵先生说，此“标志着突厥政策转化的完成”，甚确。另外，薛宗正、吴玉贵先生均认为刘武周之败死，也是突厥扶植隋朝后裔的产物。武德二年(619)二月，突厥曾助武周侵占太原，但武德三年(620)六月，突厥又助唐夺回太原，杀武周。薛先生说，处罗抛弃武周，“是复隋反唐政策的具体贯彻执行”。吴先生说，突厥从反隋到复隋，“这种转变首先影响了突厥政权与以‘定杨’为号召的刘武周割据政权之间的关系”，“刘武周因此失去了突厥的支持”。[17]可备一说。接下来，突厥计划帮助隋王扩展地盘。武德三年（620），突厥计划兵分四路侵唐，其中一路攻并州（太原），就是为了安置隋王，“谋取并州置杨正道”。[18]不过，处罗将出师而卒，未果。突厥扶植隋朝后裔的做法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 有必要说明的是，颉利可汗上台以后仍实行复隋政策，颉利可汗为隋义成公主所立，义成公主又嫁颉利，义成公主不会改变复隋主张，颉利也不会反对复隋政策。《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载，义成公主从弟杨善经与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劝颉利：“‘往启民兄弟争国，赖隋得复位，子孙有国。今天子非文帝后，宜立正道以报隋厚德。’颉利然之，故岁入寇。”[19]充分说明了颉利的态度。不过，以后突厥扶植隋朝后裔的活动已无甚影响和作用，突厥政策的重心已转移到与唐为敌，因此，我们将第二阶段的下线定在武德三年十一月处罗可汗之死时。 第三阶段，当唐朝逐个翦灭割据势力，显现统一中原气象的时候，突厥转而与唐对抗，以挽救突厥的霸主地位。这一阶段主要是颉利可汗前期，时间大体在武德三年（620）十二月至贞观四年（630）。处罗可汗后期实际上已计划与唐为敌。武德三年(620)四月唐军打败刘武周之后，梁师都大将相次降唐，师都大惧，遣使劝处罗可汗侵唐，说：“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弱，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灭，唐国益大，师都甘从亡破，亦恐次及可汗，愿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20]非常准确地反映出割据势力依附突厥的原因，及当时形势的变化。唐朝作为统一中原的强大力量，渐次消灭了薛举、武周等割据政权，中原四分五裂的局面不复存在，不仅威胁到师都等残余割据势力，而且威胁到突厥的霸主地位。突厥不得不考虑转变政策，处罗可汗因此一反过去既支持又骚扰唐朝的做法，决心全力对付唐朝。处罗可汗策划了一个庞大的侵唐计划，兵分四路进攻唐境，并策动唐并州总管李仲文作内应，联络王世充相呼应。不过计划未实施而处罗死。颉利可汗上台后，全面推行反唐计划，几乎年年与唐大战，而且，一改过去幕后指挥的做法，直接出马作主力，其它割据势力则成为协从力量。武德四年(621)，突厥伙同高开道与唐争夺雁门及河东其它地，败。武德五年（622）八月，突厥分兵三路，分别由幽州、雁门、原州侵唐，颉利亲自率十五万骑从雁门入寇。唐派郑元寿许以“币帛皆入可汗”，突厥退兵。武德七年（624），突厥改从关内道进攻，三月、七月、八月，频犯原州，抵达陇州、歧州，东距长安四百余里，长安告急，李世民巧施离间计，颉利叔侄互相猜疑，退兵。武德八年（625）七、八月间，突厥又自灵、相、潞、沁、韩、朔等州全线南下进犯，败。武德九年（626）八月，突厥再次南下入寇，兵逼长安西郊渭桥，唐朝贿以金帛，突厥退兵。此后，突厥内部矛盾激化，突利可汗、郁射设相继降唐，薛延陀联盟反攻突厥，贞观三年（629），唐军出兵，四年（630），俘颉利，东突厥终于灭亡。 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几种方式 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有几种方式，一为政治册封，一为军事援助，一为送子为质。 一，政治册封。突厥对来附的割据势力多进行册封，以确定双方的政治隶属关系。如始毕可汗册刘武周为定杨可汗，遣以狼头纛；册梁师都为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遗以狼头纛；以子和为平杨天子，子和固辞不敢当，改署屋利设；张长逊与莫贺咄设结为兄弟，突厥号长逊为割利特勤；处罗可汗立杨政道为隋王；封苑君璋为大行台；突厥与李仲文通谋，许立仲文为南面可汗，处河北之地，事泄未成；又有刘季真，北连突厥，自称突利可汗。 突厥册封这些割据势力可以分为册与封二种。册指册立突厥系统的官爵，封指封立中原系统的官爵。可汗、特勤、设属突厥系统官爵，可汗是突厥最高统治者称谓，特勤是可汗子侄称谓，设是突厥掌兵权的重要官称。天子、王、行台则是中原系统的官爵，天子是最高主宰，王的地位仅次于天子，行台为中央派出机构首脑。而狼头纛是突厥属部的象征。就上列情况看，第一阶段，突厥始毕可汗对来附的割据势力，主要册授突厥系统的官爵，如册刘武周为定杨可汗，梁师都为大度毗伽可汗，李子和为屋利设，张长逊为割利特勤，并授刘武周、梁师都象征突厥属部的狼头纛。刘季真此时也自称为突利可汗。始毕也封中原官号，如封梁师都为解事天子（郭子和为平杨天子，未受），但数量较少。第二阶段，突厥处罗可汗主要封授中原系统的官爵，如封杨政道为隋王，封苑君璋为大行台。虽也许诺李仲文为南面可汗，但未成。第三阶段，颉利可汗基本未行册封。这三个阶段的册封状况与突厥三个阶段的政策策略特点基本吻合。第一阶段，始毕可汗主要想建立以突厥为宗主的霸权地位，因此多将割据势力纳入突厥官爵的系统，以此作为臣属突厥的标志。第二阶段，处罗可汗主要想通过建立傀儡政权，控制中原北方势力，因此多封中原官号。李仲文是个特例。仲文是唐将，无割据的根据地，突厥策动其反唐，于是允封南面可汗。第三阶段，割据势力已渐次消亡，突厥成为唐朝的主要对手，因此颉利可汗未能册封。这三个阶段册封的特点虽然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与突厥分化操纵中原的目标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突厥所封中原官号中，梁师都受的是双重称号：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梁师都地处关内道北部，是与突厥关系最密切、存在时间最长、对中原统一阻碍最大的割据势力。梁师都在隋末唐初混乱中的破坏作用之大，与突厥对他的册封之重成正比，从中可以看出突厥册封中原割据势力的意图和作用。突厥对杨政道既未册为可汗，又未封为天子，而是封为隋王，也值得注意，此与政道在突厥策略中的作用和地位大有关系。突厥希望以隋朝后裔为号召，聚集中原北方的割据势力，因此不授政道突厥官号；但是，政道只是突厥手中的傀儡，因此突厥不以天子称之，而降格为隋王。突厥对政道的处置反映了突厥扶植隋朝后裔的真正用心。 二，军事援助。突厥对来附的割据势力几乎都给予了军事援助，可以说，军事援助是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主要手段。大业十三年（617）二月，马邑郡刘武周起兵反隋后，隋雁门郡官军合兵讨武周，突厥闻讯救援，与武周共败隋军，使武周未被“扼杀”于摇篮之中。武德二年（619）二月，武周欲南向争天下，突厥授武周五百骑，武周借此破榆次、介州、太原、晋州、浍州，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武周死后，其部下苑君璋也依靠突厥援助，尽杀降唐的部属，并与突厥合寇太原北境。武德二年，突厥派数千骑助梁师都南下掠延安郡，扩张势力。武德四年（621），唐进击师都，颉利可汗以劲兵万骑援救之。贞观二年（628），天下大定，师都割据势力仅存，唐军直逼师都朔方东城，颉利可汗又遣兵救援，师都得以苟延残喘。武德四年（621）七月，刘黑闼起兵，遣使北连突厥，颉利可汗遣俟斤宋耶那率胡骑从之。黑闼借突厥之力，半岁悉复建德故地。武德五年（622），唐平定山东，黑闼等人亡奔突厥，六月，借兵于突厥，又寇山东，旬日悉复故地。武德五年，高开道重称燕王，引突厥南下寇掠恒、定、幽、易等州，扩展势力。唐朝在与群雄争夺天下的初期，也得力于突厥的援助。起兵之初，始毕可汗遣千骑助李渊夺取长安。武德元年，突厥发兵会秦王军，助唐消灭薛举西秦政权。武德三年，突厥处罗可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助唐夺回太原，最终灭亡刘武周。突厥的军事援助，促使唐朝发展壮大起来。这些都是突厥军事援助中原势力的实例。 突厥对中原北方军阀势力的军事援助，不仅体现在出兵援助方面，而且体现在武力后盾方面。比如窦建德称帝，北依突厥以壮兵势；武德四年（622），苑君璋势蹙欲降唐，又恃“突厥方强，为我唇齿”而不降；武德五年（622），高开道势蹙欲降唐，又恃突厥势众为援而不降；武德五年，唐平山东，刘黑闼亡奔突厥，以此为基地东山再起；罗艺、王君廓叛唐，欲以突厥为栖身之地；李仲文以为有龙附身，将图天下，与突厥合谋反叛，等等，都体现了突厥以武力支持为后盾，分裂中原，阻碍统一的作用。 三，送子为质。郭子和大业末自称永乐王，有众二千余骑，因势单力弱，北附突厥始毕可汗，送子为质，以求自固。见于史书记载送子突厥为质的似仅此一例，但有此一例也能说明突厥曾经以这种手段控制中原的割据势力。 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政策措施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利益为重。唐高祖曾评价突厥：“见利即前，知难便走。……胜止求财，败无惭色。”[21]可以视为当时人对突厥这一特性的认识。突厥重经济利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支持中原反隋势力，换取子女玉帛。北方群雄皆以两种方式结援突厥：政治上臣属于突厥，经济上贿赂突厥。大业十三年李渊起兵，遣刘文静使于突厥，文静许诺事成之后，“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可汗遂“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至，又献马千匹”。[22]刘武周破楼烦郡，“获隋宫人以赂突厥”，始毕可汗则以兵相助。薛举欲取长安，“厚赂突厥，饵其戎马”，于是突厥莫贺咄设答应以兵相随。窦建德送萧皇后及宫人于突厥，“多赍金帛，重赂突厥，市马而求援”。[23]这些都是突厥得经济贿赂，支持反隋势力的实例。 2，以经济利益的得否，决定战端的开启或进退。武德元年，唐遣高静致币于始毕可汗，未至而始毕死，诏留金币，突厥大怒，欲发动战争，南渡入寇，后来张长逊以币作为赙赠之礼，突厥才引还，消弭了战争。武德五年八月，突厥兵分三路南下侵唐，唐派郑元寿充使议和，元寿对颉利可汗说：“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且抄掠资财，皆入将士，在于可汗，一无所得。不如早收兵马，遣使和好，国家必有重赍，币帛皆入可汗，免为劬劳，坐受利益。”[24]物质诱惑打动了突厥，颉利终于撤兵返塞。武德九年，突厥再一次大举进攻，进逼长安，唐太宗认为“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贿是求”，李靖献策“请倾府库赂以求和”，[25]又一次以金帛换取了和平。 3，以贿赂的厚薄，决定支持的对象。突厥与十几个中原北方政权都有政治隶属关系，这十几个政权的利益互相矛盾，有时甚至尖锐对立，在他们都向突厥求援的情况下，突厥究竟支持何方，既不取决于双方关系的近密程度，也不取决于允诺的先后，而是取决于提供经济利益的厚薄，突厥甚至不惜失去信义，撕毁以前的协议，改变支持的对象。武德元年西秦与唐朝的长安之争，就是典型的例子。薛举采郝瑗之谋，厚赂突厥，饵其戎马，以期合从并力，进逼京师。突厥答应以兵相助。但是，已据长安的唐朝，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亦遣使突厥，不仅贿以大量金帛，而且许诺割让五原及榆林二郡，唐朝所提供的利益远远超过西秦，因此，突厥不惜中途变卦，转而支持唐朝，致使西秦功败垂成，最终被灭。武德三年刘武周与唐朝的太原之争同样如此。武周以隋宫人贿赂突厥，突厥以五百骑授武周，使攻太原。武周在突厥的帮助下，攻下太原及整个河东，但是，就在武周准备乘胜前进，直捣长安时，唐朝开始反攻，突厥也一改初衷，帮助唐军夺回太原，致使武周功亏一匮，最后覆亡。突厥为什么转变态度，史书没有交代，学者们认为应是突厥转变政策，支持隋朝后裔的结果。我们认为，这应是原因之一，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应是唐朝与突厥的交易。[26]史书记载，战后突厥与唐朝瓜分战果，唐收复太原及河东大部分地区，突厥获得太原城众多美妇人，又留伦特勤及数百人“助唐镇守”太原，并留兵戍守石岭（在太原以北）以北。可见唐朝与突厥又有一次交易。这种交易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应有更多的经济内容。新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唐高祖对突厥“前后赏赐，不可胜纪”，“赐与不可胜计”，突厥“多须求。帝方经略天下，故屈礼，多所舍贷，赠赉不赀，然而不厌无厓之求也”，等等，可知唐贿赂突厥次数多且数量大，史书并未完全记载下来。综合所有情况可以推知，刘武周与薛举一样，也是唐朝对突厥的贿赂，断送了他们与突厥的联盟。 4，分裂操纵中原势力，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突厥社会生产结构单一，决定了其经济脆弱和不完整，平时情况下，突厥需要中原农业经济的补充，天灾地害时，更需要中原农业经济的救济，中原分裂战乱时，正是突厥攫取中原物资的最好时机，这就是突厥为什么要维持天下分裂局面的原因，也是为什么突厥在中原分裂时能够强大的原因（突厥两度强大：周齐时代、隋末唐初，都是中原的分裂时期）。 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是隋末唐初最突出的历史现象，但并不是此时才出现的新现象。事实上，正如中原农业民族惯于使用这种手法对付游牧民族一样，突厥也早已使用这种手段对付中原农业民族。林恩显先生说，“在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长期生存竞争历史中，双方均善于利用对方国内的矛盾、冲突，加以离间分化，在中原谓之‘以夷制夷’；在北亚称为‘以汉制汉’，此乃敌对双方竞争中最经济的手段，可谓不出一兵一卒而瓦解敌国于千里之外”。[27]所说甚是。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边政措施，一是沿袭了突厥的传统，二是借鉴了隋朝的经验。 北周、北齐时代，是突厥第一个强盛时期，据《周书·突厥传》记载，“自俟斤以来，其国富强，有凌轹中夏志”。“（周）与齐人交争，戎车岁动，故每连结之（突厥），以为外援。”周、齐两政权互相敌视，皆连结突厥，而突厥与北周和亲，关系更近，俟斤两度“请举国东伐（齐）”。俟斤死，其弟他钵可汗立，仍与北周和亲，周“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但是，建德六年（577）北周灭亡北齐，突厥改变了态度，竭力帮助北齐复国：“齐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自马邑战败，北奔突厥，他钵立绍义为齐帝，召集所部，云为之复雠。”以后，“宣政元年（578）四月，他钵遂入寇幽州，杀略居民”，“是冬，他钵复寇边，围酒泉，大掠而去”，等等。突厥先支持北周达北齐，后扶植北齐余孽打北周，都是为了维持中原的分裂状态，从而维护突厥自身的利益。他钵曾骄傲地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周、齐）孝顺，何忧无物邪。”典型地反映出中原分裂，突厥得利的现象。隋朝取代北周之后，突厥仍使用这套做法，支持北齐余孽高宝宁向隋进攻，只是突厥及其支持的分裂势力已不是隋朝的对手，分裂之梦彻底打破。所以说，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是有历史传统的。 隋末内乱，给突厥提供了又一次使用这种手段的机会，而这一次，突厥分化操纵中原的政策和手段，无论从对象还是范围或力度来说，都已大大超过周齐时代。这一时期突厥分化操纵的对象已不是互相对立的两个政权，而是十几个互相争斗大小不一的政权。这一时期情况复杂得多，突厥运用分化操纵的手段也娴熟得多。突厥政策措施的进步，是借鉴了隋朝经验的结果。 隋朝前期分化离间突厥的政策非常成功，突厥因此分裂为东、西二部，并在三十多年中内战不已，隋朝因此成为强大的帝国，并通过控制东突厥，有效地控制了东北亚诸少数民族。[28]但是，隋朝后期这一套做法却行之无效了，裴矩以东突厥部众强盛，献策以宗女嫁始毕之弟叱吉设，拜其为南面可汗以分始毕之势，但未成功，叱吉设不敢受，始毕闻而大怨。裴矩诱杀始毕宠臣史蜀胡悉，也被始毕识破，最终导致大业十一年东突厥与隋朝决裂，始毕可汗率几十万骑兵围隋炀帝于雁门郡城，后因援兵赶到，加上可汗妻隋义成公主遣使告“北边有急”，始毕可汗才解围而去。时人后者皆怪裴矩技不如长孙晟，同样的策略和做法，结果却截然相反。殊不知，这实际上是突厥在认知上有了进步，识破了隋朝的伎俩，并从反面说明突厥何以能从容应对隋末唐初复杂的形势，说明突厥吸收了隋朝的经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隋朝对付突厥的策略，对付中原民族本身。 隋末唐初突厥主持分化操纵中原的可汗共有三个：始毕、处罗与颉利，这三个可汗都是启毕可汗之子，他们都曾生活在隋朝，都曾亲眼目睹隋朝的政策措施，而且亲身经历或抵制隋朝后期的离强合弱等政策。始毕可汗是突厥制定分化操纵中原边政措施的奠基者，他对隋朝的政策体会最深。他所制定的政治册封、质子制度等分化操纵中原的措施，都是周齐时代突厥所未运用的。周齐时代，突厥只是与中原政权和亲，用军事援助干预中原的政治。而政治册封等手段却是隋朝运用的。如隋朝扶植了几代突厥可汗：沙钵略、莫何、都蓝、始毕，政治册封了多个突厥可汗：莫何可汗、都蓝可汗、启民可汗、始毕可汗、曷萨那可汗及可汗的子弟（沙钵略子窟含真为柱国，安国公，都蓝可汗弟褥但特勤为柱国、康国公）。始毕可汗册封中原势力，可以说是直接效法隋朝边政的产物。而处罗可汗扶植隋王杨政道，建立后隋傀儡政权，封苑君璋为大行台，可以说更是隋朝政策的直接翻版。隋朝扶植孤立危殆的启民可汗，使之成为隋朝控制东突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工具；处罗可汗一步一趋，扶植失去家园的杨政道，亦欲使之成为突厥控制中原诸割据势力的道具。只是效果不显而已。突厥还效法隋朝施行离间计。隋长孙晟离间东、西突厥及沙钵略与阿波可汗，效果甚佳。唐并州总管刘世让晓习边事，谓唐高祖，突厥之所以能南下寇掠，是因为有马邑为中间补给站，唐以崞城为根据地，蹂马邑禾稼，败其生业，则可阻止突厥南下。高祖以世让戍崞城。突厥恨世让断其生路，遣其臣曹般拖对高祖说，世让与可汗通谋，欲为乱。武德六年（６２３）十月，高祖杀世让。[29]突厥仿隋施行离间计，效果亦佳，消除了一个劲敌。所以说，突厥分化操纵中原的边政措施，是借鉴了隋朝的经验。 突厥边政措施较前进步，还有两个因素：一是胡人在突厥发挥作用；二是华人在突厥效力。裴矩曾对隋炀帝说，“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幸于始毕，请诱杀之。”[30]这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突厥中胡人很多；二是，胡人尽皆桀黠，教导突厥；三是，胡人颇受可汗信任；四是，当时“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唐初这个情况依然存在，只是具体人员有所变化。如上举武德六年（６２３）离间刘世让者，就是突厥之臣曹般拖，曹与史，皆昭武九姓胡。又《旧唐书·突厥传上》载，“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说明胡人一直受到突厥可汗的信任，胡人利用世代经商、见多识广、桀黠翻覆的特性，为突厥可汗出谋划策，改变了突厥简单淳朴的行事风格。 隋末唐初大量华人逃入突厥，也为突厥带来了新的思维。李渊太原起兵之初，致始毕可汗信，封题为“启”（下对上致敬语），有司建议：“突厥不识文字，惟重货财，愿加厚遗，改启为书。”李渊答：“何不达之深也。自顷离乱，亡命甚多，走胡奔越，书生不少。中国之礼，并在诸夷。”[31]即表明当时华人在突厥者众多，并且将中国礼仪、思想带到突厥。《资治通鉴》卷１９２载：“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质略。颉利可汗得华人赵德言，委用之。德言专其威福，多变更旧俗，政令烦苛。”也反映了华人在突厥发挥影响的情况。胡人、华人大量涌入突厥，对突厥边政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了作用。 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策略手段也有许多与中原农业民族不同的地方。其不同主要在于目的不同。中原农业民族运用分化离间等手段，目的是保护境内的安宁，不受周邻的侵扰，建立稳定的天下秩序；突厥的目的则是获取生存的物资，壮大自身的力量。突厥所居漠北草原之北为广大的西伯利亚森林地带，这是突厥的避难之所和安全的保障，突厥很难在军事上被中原政权彻底消灭，但是，生存物资的匮乏，却时时困扰突厥，甚至可能葬送他们，因此，对中原物资的渴求，是突厥使用手段干预中原的主要目的。由于二者的目的不同，导致手段也有所不同。中原农业民族惯用“远交近攻”法，突厥习用“近交远攻”术（中原投靠突厥的势力大多都与突厥相近）。“远交近攻”贵在两面夹攻，牵制、隔离对方，使之无援而降，不为边患；“近交远攻”妙在就近易合，合作方便，军事上援助快，经济上获取易。[32] 另外，突厥作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与后世的少数民族也有所不同，突厥分化操纵中原，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领土要求不是很强，而后世的少数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不仅有经济要求，而且有领土欲望，中原农业民族与他们的斗争更加复杂和艰巨化。但是，历史也正是在这种巨痛中前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