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教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教在唐朝也得到了不小程度的发展，与李唐王朝有着特殊的深厚渊源。唐代道士在宫廷中的活动，贯穿着整个李唐王朝的始终。 唐朝时期道教发展概述 唐朝皇帝为提高自己的门第出身，便利用道教始祖李聃姓李、皇室也姓李的巧合，附会自己是太上老君李聃的后代，是“神仙之苗裔”。道教因而也就成为李唐王朝信奉的重要宗教。 唐代道士在宫廷中的活动，贯穿着整个李唐王朝的始终。唐初，他们竭力宣传李唐王朝与老子的亲属关系，奠定了道士们在宫廷中活动的基础。中唐，他们利用皇室的支持，把道教的影响由宫廷扩展到民间，在“开元盛世”中掀起了一股狂热的崇奉道教的风气。晚唐，一些道士在皇室的允诺下，取得了一次“兴道灭佛”的胜利。 隋末，道士王远知假托奉老君之旨，向李渊“密传符命”，还预告李世民将成为“太平天子”，李渊闻之大喜，授王远知朝散大夫，赐紫丝霞帔和缕金道冠，后李世民又追加其为光禄大夫，赐于茅山建太平观，度侍者21人。道士薛颐在武德初年就跑到秦王府中，密谓李世民“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道士歧晖，则在李渊起兵时吹捧他是“真君来也”，派遣了80名小道士迎接他，并为他设醮祈福，祝他克定长安。后来，李渊、李世民果然平定天下，他们不仅对道教格外青睐，而且虔信太上老君与自己同姓李，定会念及同宗之谊而对李氏天下格外垂怜。 另据文献记载，武德三年（620年）。五月，有一个名叫吉善行的人在羊角山见到一位骑着朱鬛白马的白髯老叟。老叟告诉他，你去转告唐天子，我是他的祖先，今年平定贼乱后，子子孙孙可以千年为天子，吉善行便转告了李渊。李渊听后便在羊角山为老叟立了庙。这老臾不消说便是太上老君了。自命为太上老君后裔，奉天命而坐天下的李渊和李世民等由此而大肆提高道教的地位。武德八年（625年）唐高祖李渊下诏宣布三教中道教列第一，儒教列第二，佛教排第三，道教的地位有如青云直上。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李世民再次宣布尊奉道教。从这时直至唐玄宗李隆基时代，除武则天时代外，道教一直是春风得意，大受青睐。 在那个时代，道教充斥大都小邑，名山幽谷之中道观几乎无处不在。东都洛阳的玄元皇帝庙，一派“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的宏大气势。长安的太清宫设置了两丈多高的白玉老君像，旁边又以白玉雕了玄宗侍卫这一老祖宗，更显出雍容肃穆。著名的天台山桐柏观，则是“连山峨峨，四野皆碧，茂树郁郁，四时并清……双峰如阙，中天豁开，长涧南泻，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悬流”其他如华山、王屋山、青城山、仙都山、泰山各处也都遍布着道教的宫观，就连僻远的深山野谷，也有着道教的踪迹。道教赢得了上至天子、下至百姓的信仰。 先看看皇帝对道教的热情。唐太宗李世民在道士王远知预告他将成为“太平天子”后，便投在道教门下。据说他还曾受过三洞法箓。他“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结果服用了一位名叫那罗迩娑婆的天竺方士所合的延年之药，中毒身亡。唐高宗对道教更是亦步亦趋，“令广征诸方道士，合炼黄白”，又请道士刘道合“合还丹”。据说一个叫叶法善的道士“少传符箓，尤能厌劾鬼神”，唐高宗就将他召到京师景龙观，“恩宠莫与为比”。唐睿宗则请太清观道士杨太希为自己烧香供养，祈神保祐。唐玄宗对道教的热情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把卢鸿一、王希夷、李含光、马承祯、张果等当时最著名的道士请到长安来，加官封号，百般宠信。他不仅自己煮炼丹药，登坛受箓，还要大臣百官统统去太清宫太微宫听讲老庄。他不仅把太上老君敬奉为祖宗，百般尊崇，把道士当作亲戚，划归宗正寺，有罪也不依常法处置，只由道教戒格处分甚至还要把玉真公主嫁给道士张果。 士大夫对宣扬长生不死的道教的向往也丝毫不比皇帝差。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常叹息自己“在流俗而嗜烟霞，恨林泉不比德而稽阮不同时”，并说“吾之有生二十载矣，雅厌城阙，酷嗜江海，常学仙经，博涉道记”，因此时常游道观，交接道士。四杰中的另一位卢照邻，则“学道于东龙门精舍”，他反复煮炼丹砂，多次服食方药。就连文学史上的革新人物陈子昂，也是一位道教信徒。而田园诗人孟浩然在他的作品中也表达了这一思想，在《宿桐柏观》中表示“愿言解缨绂，从此去烦恼”，“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在《游精思观题山房》中还自认为“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诗人李颀则与道士张果往来，真相信张果已凡千岁，并试着自己炼丹服食。在士大夫中受道教影响最深的要数李白了。他“五岁诵《六甲》”，“十五游神仙”，成年后与东岩子、元丹丘等道士为友。他们曾在著名道士胡紫阳那里听他“高谈混元”。后来李白果真登坛受箓，正式成为道教中人。 唐代道教在民间的流传也是相当普及的。这一方面是有上层统治者大力提倡；另一方面民间本来就有浓厚的迷信氛围。《太平广纪》卷303《纪闻》说，吴俗畏鬼，每个州县都有城隍，据《道门定制》卷2载，这个城隍本是管给死魂灵发“路引”的，但唐代有了水灾，有了虫灾也请城隍消灾解厄。据统计，盛唐时，道教有1687座宫观，并有数以万计的道士。他们的存在无疑影响着百姓对道教的信仰。道教中的鬼神崇拜、斋醮、祈禳之类与民间固有的迷信和巫术一拍即合。其中首先是斋醮，即祈雨、捉鬼、消灾、解厄、超度亡灵的仪式。《全唐文》里收录斋词26篇，醮词138篇，青词、叹道文、忏文也有数十篇。其名目小到修宅子、过生日，以及死了女儿，升了官职，大到祈雨有验、消灾免祸，都要修斋设醮。甚至有鹤鸣叫、有枯树复生，也要斋醮祈禳。其次是炼丹术。唐代炼丹事业之盛，是后世所无法比拟的。人们对炼丹的方法格外青睐，总想长生不死，身轻飞升，神仙羽化，想吃一丸九转还丹后，便一劳永逸，永远解决问题。因而，炼丹的人多得不计其数。唐高宗时，仅皇宫中炼丹的道士就有百余人。炼丹的书也层出不穷。《道藏》里收录了许多唐代炼丹的著作。这一时期的炼丹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道士们对丹砂的产源、产状及品位有了更明细的分辨，对不同产地的汞矿石的含汞量作了精确的测定，金属汞的提炼方法有了改进，对炼丹鼎炉的火候变化也有了深入的描述和分析，对砷白铜的制作（即点铜成银）与保持其稳定性方面也有了更深的研究。民间道教盛行的第三个表现是幻术风行。道士除作鬼弄神、步罡踏斗、念咒画符之外，还风行施幻术。像隋唐之际的王远知，被隋炀帝请到扬州，他预感到隋王朝大势已去，玩了花招“斯须而须发变白，晋王（炀帝）惧而遣之，少烦又复其旧盛唐道士殷文祥能使优伶，“共起狂舞，花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还能“酌水为酒，削木为脯，使人退行，止船即住，呼鸟自随，唾鱼即活”。被后世传说为张果老的道士张果，善于胎息，还能装死。“绝色如死，良久渐苏”，并能把喝下的酒从头顶上冒出来，冒出来的酒把冠冲掉在地，冠落地又变成一个杯子，刚好把酒接住；他还能把自己的牙齿打落后，抹上药又接上，反而变得更加粲然洁白。据《云笈七签》卷113记载，他在唐玄宗面前“累试仙术，不可穷纪”，因而逗得“明皇及嫔御皆惊笑”，以为他是一位活神仙，可见道教盛行于当时之社会。 唐代时期出名的道教人物 初唐时期著名的道教学者和医学家孙思邈，华原(今陕西耀县东南)人。关于他的生卒年代，有一种说法是公元581年至公元682年。孙思邈自小就开始研读老庄著作和医学书籍，隋朝灭亡，他隐居于终南山，专心道教修炼和医学研究。唐太宗和唐高宗都曾召见过他，并要给他官做，但被他再三谢绝。孙思邈相信道教服丹成仙的说法，在炼丹上面下了很大工夫。他在《太清丹经要诀·序》中说：“我遍读古代流传下来的方书，上面都说，那些身体长了羽毛和翅膀能够在天空轻快飞行的人，都是吃了金丹的缘故。每当我诵读这些故事，心中真是羡慕。”因此，为了炼丹，他不辞辛苦，“虽艰远而必造，纵小道而亦求，不惮始终之劳，讵〔ju巨〕辞朝夕之倦”，成为当时著名的炼丹家。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卢照邻，曾拜他为师。卢照邻在东龙门山精舍专志学道，吃了很多丹砂方药，因药物中毒，差点丢了性命，也是一位对服丹成仙笃信不疑的人物。 孙思邈在医学和养生方面成就很高，留下了大量著作，如《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摄养枕中方》、《保生铭》、《存神炼气铭》、《摄生论》等等。他精通内科，在妇产科、小儿科和外科方面也有造诣。至于他渊博的药物学知识，应该说与他对炼丹术的钻研也有关系。孙思邈具有道士和医学家的双重身份，而以其重要成就成为道教史和科技史上的重要人物。后代尊他为“药王”。药王信仰是中国十分普遍的俗神信仰之一。从前遍布中国大地，香火旺盛的药王庙，供奉的就是他，还有传说中的神医扁鹊。 初唐时期还有一位名道士叫成玄英，字子实，陕州(今河南陕县)人。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新唐书·艺文志》中有十分简略的记载。只知道在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李世民曾召他到京师长安；但高宗时不知什么事得罪皇帝，被流放到郁州(约在今江苏省连云港一带)。他有不少关于《道德经》和《庄子》的著作，如《道德真经义疏》、《南华真经注疏》等。太宗曾赐他西华法师的封号。 老子《道德经》中有一句话：“玄之又玄”，形容“道”的深奥难测。后世一些道士借题发挥，将“玄”解释为排遣错误念头和破除思维偏执的意思，提出所谓“重玄之道”。成玄英按照这一思路，花了很大力气用所谓“重玄”的思想去注解《道德经》。魏晋时期一些人喜欢谈“有”和“无”这个话题，说世间万物的本原就是这个无形无象的“无”，无就是“万物之本”，所以它是至高无上的。另外一部分人反对这种“以无为本”的所谓“贵无”哲学，认为宇宙间有形有象，林林总总的万物自身，也就是所谓“有”，才是应该重视的。特别是当时维持社会人心的，称之为纲常名教的这一套道德规范，都有它们存在的道理，没有必要另找一个什么无来作它们的本原。这样，就发生了“贵无”和“崇有”两派的争论。魏晋时期这场关于有和无的讨论，对后代知识分子影响很大。成玄英认为，无论有或无都不能用来规定“道”这个概念，因为道是“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的。他主张破除有无“二偏之病”，全面而正确地认识道。他注疏《道德经》时说： 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学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 意思是说，那些欲望强烈的人拼命强调“有”；清心寡欲的人执著地谈论“无”，其实他们都犯了片面看问题的毛病。现在我讲这番“玄”的道理，纠正他们。考虑到有些人也许会死抠字眼，在这个字上面纠缠不清，所以我再讲一番“又玄”的道理，进行纠正。使他们不仅不死抠原来的有和无，也不死抠这个玄。这番纠偏再纠偏，也就是双重纠偏的道理，就叫作“玄之又玄”。这就是所谓“重玄之道”。成玄英着力宣扬重玄学说，认为只有通过“重玄之道”，才能达到修道所要达到的虚静澄寂的境界。 在唐代，喜欢谈论“重玄”而较有名的还有成玄英的弟子李荣等人。从根本上看，所谓“重玄之道”，可以说是一种体道修性，达到精神解脱的方法。成玄英等人的重玄学说带有浓厚哲学思辨的色彩，也杂有佛教思想成分。道教宣扬通过修炼以求得道成仙，所以葛洪、孙思邈等备受尊崇，但对于成玄英这些人，后世各种道书和神仙传记作品却很少提及。 活跃于唐玄宗至肃宗时代的李筌，号达观子，陇西(今甘肃境内)人。他早年曾隐居于嵩山的少室山学道，也曾担任过荆南节度判官、邓州刺史等官职。他的著作，据唐宋人的记载，有《太白阴经》、《中台志》和《黄帝阴符经疏》等篇目，其中最重要的是《黄帝阴符经疏》。《阴符经》这部书，道教传说是由骊山老母传给李筌的，也有人说是李筌自己假托黄帝之名造作的。但唐初大书法家欧阳询和褚遂良都书写过《阴符经》帖，说明它不可能出自李筌之手。现在一般认为它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阴符经》传世有两种版本，一是李筌作注的本子，全书300字；另一种是张果作注的本子，在300字之后又多出100余字。《阴符经》是一本高度概括精练，内容很深刻的著作，富含兵家韬略和医学养生见识。自李筌和张果为它作注之后，便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并成为道教重要经典之一。 在唐代，以传授上清经法为主的茅山宗一派，出了很多名道士，如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和李含光等等。这些人大都出身于名门望族，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并懂得利用封建统治者的支持。通过他们的活动，茅山宗逐渐成为在全国具有最高地位的道派。其中，王远知是茅山宗第10代宗师，为茅山宗进入唐代以后的兴盛，打下了重要基础。王远知出身于官宦之家，因有在李渊起兵之前密传符命的功劳，极得唐高祖和太宗的重视。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死后，在高宗调露二年(公元680年)被追赠为大中大夫，谥号升贞先生。四年后又获赠紫金光禄大夫称号。吴筠虽说可能并非出身名门高第，但他颇有才气，文章诗赋在当时都有佳评，得到唐玄宗的欣赏。玄宗曾问他关于道法的事，他回答说：“道法之精，无如《五千言》，其诸枝词蔓说，徒非纸札耳。”照他的说法，道法的精华都在《老子》这本书中，其他的全是白费笔墨，用不着看。玄宗又问他神仙修炼的事，他说，那是山野人的事情，要耗费很多时间，要有很多道德功行才行，不是当皇帝的人所合适做的。吴筠著有《玄纲论》、《神仙可学论》、《形神可固论》等，对道教炼养义理学说有很大贡献。 第13代宗师李含光，也是世家大族子弟，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入道，开元年间从司马承祯学道于王屋山，在嵩阳生活了20多年。玄宗对他极为敬重，在《命李含光建茅山坛宇敕》中称他“道高紫府，学总黄庭”。天宝年间，李含光得到玄宗所赐的玄静先生称号。晚年他居住在茅山紫阳观，一心一意写作，但他的著作大多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