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王祠 据《太平寰宇记》，至五代末年福建并入北宋版图之时，福建人口已增至467815户，200多万人，比唐天宝年间增长5倍多。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不仅为经济开发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生产管理经济和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了闽中和福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一时期，福州农业经济获得了更快的发展。闽王王审知高度重视农业，认为理国必须从发展农业生产始，采取“轻徭薄赋”的鼓励农桑政策，规定农民耕种公田，“其税什一”、“敛不加暴”；民田税赋仿两税制，夏税钱，秋征粮，且只征主税，不征各种附加杂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出现了“夜半呼儿趋晓耕”，“至数千里无旷土”的农业生产繁忙景象。同时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疏浚福州西湖，扩展水域至周围广袤40里，灌溉闽县、侯官县大片民田。在福清南隆里修筑海堤，受益农田数千亩。修筑长乐海堤立斗门10座，旱则潴水，雨则泄水，灌溉周围农田。还在福清开凿两河塘：大塘和占计塘，灌溉农田无数。农业垦殖还向沿海沿江滩涂地带拓展。当时福州、长乐等地都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围海造田运动，如五代时福州台江瀛洲一带还是荒凉的洲地，王审知发动人民“插栖”垦殖荒地，开辟成千亩良田。水利设施的完善，耕田面积的扩大，农业技术的进步，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农作物品种增多，仅稻谷一类就有十余种。经过广大农民的辛勤开发，闽中“草莱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呈现一派五谷丰登的太平盛世景象。 隋唐初年，福州的手工业生产还远远落后于中原先进地区。至唐末五代，由于中原移民入闽带来了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术以及闽中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刺激了福州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这一时期福州的手工业大踏步地向前发展。纺织业、制瓷业、冶铸业、造船业等都有了很大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闽国政权曾在福州设立一个官营的手工业机构——百工院，招募雇佣南北工匠，兼容并蓄百工技艺，生产供统治者享用的奢侈生活用品。王审知之子王延钧称帝建国后，曾下令百工院锦工织作九龙帐，薄如蝉翼，进奉皇家享用。这说明当时纺织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闽国政权还以纺织品作为向中央政权进贡的礼品。史书记载，王审知、王延钧、王延羲在位时曾多次向后梁、后唐、后晋等中央政权进贡锦、葛、绮罗等纺织品，数量多达数千匹至数万匹。 五代闽国时期，福州的冶铸业比隋唐时期更加发展。在金银铜铁铅锡等矿产产量提高的基础上，冶金技术和铸造工艺均达到很高水平。当时不仅能够铸造各种金属日用品和工艺品，还可以铸造六万斤重的铜铁佛像。《三山志》、《重纂福建通志》、《新五代史》等史志记载，王审知及其子孙崇佛大肆兴建佛教寺院，并曾经多次铸造重达数千至数万斤的金、铜佛像。如乌石山神光寺弥勒佛像，王审知用铜6万斤、黄金300两铸成，高三丈六尺。王审知之孙王继鹏“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同时还大量铸造使用金属货币。王审知铸造的“开元通宝”背“福”、“闽”字铅质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官铸铅钱。其子孙还铸造有“永隆通宝”、“天德通宝”、“开元通宝”等多种铜、铁、铅钱。近代以来，在福州的城市改造中曾经多次发现五代闽国时期铸造的钱币，数量可观，说明当时钱币铸造量较大，流通使用较为普遍，商品货币经济已较为发达。 五代闽国时期，福州的陶瓷制造业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瓷器制造在器形、造型、彩色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1965年在北郊新店发掘清理的闽王延钧之妻刘华墓中出土有大型施彩陶俑群，其塑作之美、烧制技艺之高，超乎想象，轰动一时。这批陶俑姿态各异，造型生动，比例合理，仪容逼真，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瓷器不仅限于本地使用，还远销日本、东南亚各地。近年在日本博多鸿胪馆遗址出土了大批青瓷，经确认，大部分为晚唐五代福州怀安窑的产品。当时还在福州城郊设有多座陶灶窑场，烧制大量的陶瓷产品，作为城市建设、宫殿寺观的建筑材料。唐中叶以后，因海外贸易的活跃刺激了造船业的迅速发展，福州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造船基地。五代闽国时期，福州造船业继续发展。当时福州已能制造长二十丈载数百人的航海大船。 农业、手工业尤其是造船业的发展，促进了海外交通贸易的进一步兴旺。王审知鼓励海外贸易，积极“拓徕蛮夷商贾”，“尽去繁苛，纵其交易”。还重视海港建设，下令对福州的江河和沟洫进行整理改造。经过疏浚之，福州“水陆无滞”，水上交通日渐通利，海舶畅通无阻，可乘着潮水直达福州城下。王审知还主持修建黄岐甘棠港，改善福州对外贸易条件，使福州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闽国在福州设置榷货务，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事务。革除重征暴敛，鼓励商人出海贸易，所以“利涉甚广”。当时从福州港出发的商船可北至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南达南洋诸岛、印度、三佛齐、日本、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福州输出瓷器、丝绸、茶叶、水果等特产，换来异域的象牙、犀角、珍珠等种类繁多的舶来品，行销京都各地。福州成为全闽最主要的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被称为“东南盛府，百货所聚”。海上贸易的迅速发展，刺激了城乡商品经济的繁荣。当时福州城外出现了许多墟市，有的墟市日益繁荣，还发展成为城镇，甚至发展成县城。闽国时期，福州郊外的永贞、梅溪二镇(场)先后升格为永贞县(宋代改为罗源县)和闽清县。 随着商贸发展、人口聚集，城市经济日益繁盛，福州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唐末，福州城只有子城一重，最初是西晋晋安郡守严高所筑，唐中和年间(公元881~885年)福建观察使郑镒拓其东南隅。子城城廓狭小，只限于官署和官吏士卒所居，而集市和民居还在城外。唐末天复年间(公元901～904年)，王审知于子城外修筑罗城，全部用钱纹砖砌筑，周长40里。罗城内设坊、市，福州城市的街坊和里巷格局逐渐形成，今日“三坊七巷”基本保留了当年罗城坊巷格局的风貌。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王审知又在罗城的南北端修筑南月城和北月城，将罗城夹在里面，故称为“南北夹城”。夹城范围，南端由安泰桥扩展到现在的南门兜，北端由钱塘巷跨越屏山。扩建后的福州城面积比旧城扩大七倍多，屏山、于山、乌山被围入城中，并成为福州城市的象征，今日我们称福州别号“三山”即缘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