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官场 清代乾隆34年4月，广西学政梅立本到陆川县主持科试，陆川县杨县长承办接待。杨县长不仅包办了梅大人和他一大帮随从近一个月的饮食起居和各项供应，还雇人来代买物品，额外又花了很多钱。尽管如此，梅立本及其手下人的需求仍未得到满足，继续多次刁难，并几度杖责杨县长派在学政身边听候差使的王升、陈忠等人。 迫于情势，杨县长去求情，梅立本又当面恐吓他说：“我与你虽然是同年，但是你办事不妥，我照样要参劾你！”杨县长非常害怕，不自觉间居然双膝下跪，说道：“卑职刚刚到任，很多情况不熟，还求您多多指教。”梅学政说：“你不懂就去问邻县的官员吧。”说完转入后堂，不再理会杨县长。 杨县长与梅学政本来是同榜出身，只因官运不济，地位悬隔，便一再受辱，以至于羞忿难堪，竟于靴筒中拔出小刀，在轿内自刎殒命。乾隆获悉降旨彻查严办，最后处死梅学政。 那么，古代公务接待中，上级最看重的是什么？答曰“现金红包”。而这个“红包”一般有3个名目组成：一是“程仪”，即车马费；二是“折席”，即宴饮费；三是“跟随”，即送给仆从的辛苦费。 做过多任知府的张集馨在回忆中稍有披露：“红包之厚薄，视官职之尊卑，少则一二十两，多则三五百两。”活动结束后，红包费用再由各州县和相关部门分摊，他们再向老百姓分摊，由此搞得鸡飞狗跳。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官”。清廷曾下令废除车马费，钦差们怕撞到枪眼，不肯现场收钱，于是地方官就改为等他们回京后，再通过钱庄汇去的办法取代，禁令也就成了空文。 对如此怪胎，其实无论官场还是民间都有抱怨。明朝吴县县长袁宏道曾写信给朋友：“现在已知道人生作吏甚苦，作县令尤苦，做吴县知县更是苦上万万倍，比牛马还不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官如云，过客如雨。” 而在民间，老百姓常戏称大官出行是“四大天地”：即“出来是惊天动地，到了以后昏天黑地，弄得老百姓哭天喊地，走了以后大家欢天喜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