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车上书 康有为在1895年领导上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反对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并提出系统的变法方案，史称“公车上书”，维新派由此登上政治舞台 伪上书 自晚清以来，谈及“公车上书”，所用史料基本取材于康有为自撰《我史》。其记述如下（为方便阅读，对原文做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朝廷命李鸿章赴日求和，议定割让辽台并赔款二万万两。3月21日谈判电报抵达北京，我提前得知消息，马上让卓如（梁启超）去鼓动各省。先鼓动了广东举人上折子抵制和议，湖南举人随声附和，28日两省举人同时呈递奏折，广东80余人，湖南全省参与。我与卓如又分别拜托朝中官员进行鼓动，各省举人均极为愤慨，连日上奏，奏章堆满都察院……我认为士气可用，遂召集18个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商议，签名者达1200余人，我用一天两夜时间起草了一份万言书，内容包括拒和、迁都、变法三大项。卓如、孺博(麦孟华)连日抄写，传遍京城，士气愤涌。4月8日前去投递，都察院以皇上已在和约上用玺，事情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上书。” 康的这段记载，对事情的前因后果交待得相当完整，长期以来，被视为关于“公车上书”事件最权威的表述。但考之史料，这番自述漏洞百出，严重作伪。事实是：康有为组织的此次上书根本没有付诸实施，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都察院递交过什么上书。 相关证据是很多的，此处仅举一例。康有为一再声称上书之所以未成，是因为都察院拒收。这是对都察院的严重诬蔑。事实上，都察院在1895年的上书大潮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洪良品、余联沅、褚成博、王鹏运、丁立瀛、庞鸿书、刘心源、高燮曾等20余名都察院御史都曾上奏极谏，有些甚至连上数折；当日实际主持都察院的三位堂官，裕德、沈恩嘉和寿昌，都上奏反对和约，主张再战，是1895年上奏浪潮中品级最高的堂官。说都察院守旧顽固拒收康有为发起的上书，完全不符合史实。 康有为说四月八日都察院以和约已成，再上书于事无补为由拒绝接受和代递自己的上书。这同样不符合史实。据茅海建教授考证，就在四月八日当天，都察院还向朝廷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15件之多！这些奏折最晚递至都察院的时间是四月六日； 四月九日，都察院又代递了10件条陈，条陈上注明的投递日期，有三件赫然正是四月八日；四月十一日、十五日，都察院再次代递了9件条陈。其中两件条陈注明投递日期为四月十日，一件注明投递日期为四月十四日。 康所谓四月八日都察院不接受上书，显然是谎言。事情的真相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都察院递送上书。对此，1895年夏天在上海出版的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一书本有明确交代：“是夕（四月八日）议者既归散，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所谓“议遂中寝”，意思就是根本没有去都察院上书。 伪反对派 康在《我史》里还虚构了一大群阻碍自己上书的反对派，康说： “此前举人们联名上奏，当权的孙毓汶已颇为忌恨，我组织的这次千余人的大行动，更是本朝从未有过之事。翰林院编修黄□（注：原文缺）曾，是孙的心腹，举人们初六、初七两天在松筠庵大举集会，初七傍晚，黄前往各省会馆，阻挠此举，捏造飞言肆意恐吓，许多举人被他吓住了。初八日，街上已到处贴满大字报，对我们的诬蔑攻击无所不至，许多人于是退缩，甚至请求撤销签名。” 孙毓汶是主和派，对主战的举子们的上书不满，是必然的。但说孙能够恐吓士子，令他们心惊胆战，纷纷撤回签名，则绝非史实。茅海建教授详细查阅了军机处各类档册中的相关文件，结果发现： 第一、反对和约的上奏、代奏及电报，已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其中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并不是进京应试的举人，而是各级官员。 第二、当我阅读这一批关于和约的上奏、代奏与电奏中，听到的只是一边倒的反对议和的声音。众声喧哗之中，只有一人同意与日本签订和约。此人是帮办军务、四川提督宋庆。 由此可见，当时的舆论气氛完全倒向了主战派，公开出来支持和谈，虽无政治风险，却要冒很大的舆论风险。康所谓的“飞言恐吓”，简直不知所云。 退而言之，即便孙毓汶甘冒众怒，真的对举子们实施了威胁恐吓，但他能吓住举子们吗？根本不可能！因为朝中那些身居枢要的军机章京们，譬如兵部主事张嘉猷、户部郎中林开章，都正在签名、上奏，反对议和。上奏反对和议有没有政治风险，有谁会比他们更清楚？他们的行为，对举子们而言，具有足够的信息暗示和榜样力量；再譬如：翰林院编修王荣商三月二十九日签字反对议和，四月三日又单独上书，还是反对议和，但四月十五日，王却升任为翰林院侍讲，反对议和何曾对他的仕途有过影响？ 由此可见，康对当时的政治氛围的描述，完全是失真的。他所说的反对派，从抽象的机构都察院到具体的个人孙毓汶，都纯属虚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