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和团运动 历来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褒贬不一，官方肯定了义和团运动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但对许多研究者而言又认为是一场闹剧。 民族觉醒 中国官方观点认为，义和团运动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滥觞。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由这段布告看来，义和团的兴起虽然最初发生于幻想，但很明显的还是民族精神的觉醒。” 美国驻华特使柔克义致海约翰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所显示出的热情和能量使八国联军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将军感慨万端：“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 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在《中国问题》中说，一旦怯弱温和的中国人的热情被激发，也可能变成世上最轻率的赌徒。而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书上的评价显然带有毛泽东的个人色彩：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失败证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共认为，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以及民国的反廿一条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三大群众性民族主义运动，其中五四运动主要为反帝国主义政治主权侵略，而义和团运动和五卅运动则是反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侵略的运动，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深远。 宗教战争 哲学家唐君毅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间道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宗教战争。他说：“与近代中国文化问题，及西方经济、政治、宗教之力量之传入，密切相关之大事件，一为太平天国之乱，一为义和团之变。如果要在中国史上找宗教战争，则此二者在一义上，亦可说是宗教战争。太平天国，可说是变相的基督教与儒教之战争。而义和团则是民间的道教与基督教之战争。 当然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事件，其产生之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太平天国是要排满，义和团是要灭洋。但在口号标语上说，太平天国明是打着上帝的旗帜，而义和团之口号，亦是要排斥洋教，而打着中国道教诸神的旗帜。此中不能说莫有中西宗教思想的冲突的问题在内。因而亦可说为一宗教战争。如西方之宗教战争，其背景中亦兼有政治经济的原因，而不失其为宗教战争。此二次宗教战争，第一次中国之儒教胜了，第二次中国之道教败了，连整个中国亦败在西方国家之前。自此下去，西方教士之传教事业，更日益在下层社会，进行无阻。” 后世对义和团的看法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甚至于，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可见就在义和团之乱的几十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者们对于义和团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 登上神坛的义和团 义和团被美化甚至神话是在文革时期，当时提出了"在甚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甚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美]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论文集) 《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保卫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甚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4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当然其中不包括关于义和团降神附体、"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板凳当马骑、高粱叶当刀"等迷信的东西。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文革。在这场破坏性更甚义和团的十年运动中，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 回首再看义和团 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现在义和团仍被冠以“反帝爱国运动”的美名。不过，这个“反帝”的头衔实在是太过牵强，因为他们分明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洋”，而且是反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包括铁路、轮船、电线杆等等。至于“爱国”更是何以见得，光是被他们杀死的国人数量还远在洋人之上，最后还害的中国人又受一次耻辱，说“害国”恐怕更为确切。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西方列强既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文明，同时也用武力侵占了中国人的利益。纵观整个义和团运动，他们从未着眼于收回被占领土等合理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彻底拒绝西方文明，完全回到因循守旧的老路上去。相比之下，义和团与文革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平民百姓的极端排外情绪被官方鼓励，并被用于政治斗争中去;同样是用愚昧取代科学;同样是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之后，随之而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思想。其中一种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科学、制度等等，另一种则反对对现状做任何改变，这两种不同思想的代言人就在短短几年中各自登上了一次历史舞台，并且都以失败告终。这两者哪个更先进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直到陈独秀提出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才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广为接受。 义和团虽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但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未从这个国家的上空散去。在这个时候，重新审视中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无疑是有着借鉴意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