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缠足 “不缠足运动”是维新运动期间唯一火暴的社会改良运动，在运动期间，全国一共涌现了近百个各种名目的学会，无论哪一个都不及“不缠足会”那样红火且持久。康有为初出茅庐第一件“维新事业”就是组织“不缠足会”，虽说是拾洋教上的牙慧，也没什么人响应，但他对女人脚的重视可见一斑。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没断了为“不缠足运动”鼓与呼。在《时务报》耸动天下洛阳纸贵的时候，金贵的版面上常有“不缠足”的话题。开明的士大夫，从封疆大吏(张之洞)到秀才童生，一时似乎都把“不缠足”当成了非办不可的要务。有些童生甚至连自家的考具上也贴上了“不缠足会”字样，考试都不忘为女人放足。 这些发起和参与“不缠足运动”的健将，都是不折不扣的男人，而且是当时中国站在时代前列的男人。不言而喻，这样的“妇女解放运动”势必充斥着男性话语，在这些大男人眼里，放足无非是为了“宜家”、“善种”。问题是，在那个百废待兴、手忙脚乱的时候，一群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大男人，为什么偏偏对女人的脚这么感兴趣? 显然，众维新好汉当时的“理由”是不足为据的，什么放足可使“执业之人”增加一倍，从而“土产物宜亦增一倍，各处税务亦增一倍”(《湘报》第53号);什么不缠足以后“上纡国难，美人战亦援桴而来”(《湘报》第66号)，当时有没有人信我们不得而知，至少现在信的人不会太多。中国下层劳动阶层的妇女，虽然绝大多数都被缠成小脚，但似乎从来就没有闲着过，忙里忙外，甚至比男人干得还要多。近代纺织业，中外资本家所雇用的女工，基本上依然是裹着一双小脚的中国妇女。娘子军的说法虽然自古就有，花木兰的形象尽人皆知，但是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仗毕竟还是男人打的，再有多少国难，也轮不上女人“援桴而来”。 缠足的恶习实源于中国男人某种畸形的性心理。最早的缠足据说是出于南唐李后主，“李后主嫔窅娘，纤丽善舞，以帛裹足，令纤小屈上如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后经理学浸润，遂成风尚。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搞所谓中国展览，总是忘不了将小脚和绣鞋摆在显著的位置，影响之深远可怕至极。直到今天，还会有美国人问中国来的学生，你们那里的女孩子还裹脚吗?蓄辫有关清朝“国体”，想动太难，而缠足却可以“革”掉的。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西方人视之为不开化的“土人”，羞于“野蛮贻诮于邻国”(康有为语)。可是，遍地的小脚却成了这种“西方说法”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据，令国人欲辩还休。毕竟，像辜鸿铭那样强夸小脚的厚脸皮还不多见。 缠足之风盛行于中国，几于无地不然。推其矫揉造作之苦，肉糜骨折，几历寒暑，始克有此金莲之瘦削。稍有人心者，莫不怜之悯之。是以泰西士女前在博物院中设立天足会，绘图演说，劝诫华人，冀得从此返其天真，不致备受折磨之残也。而孰意倭子竞全无人心，非惟不加怜悯，反从而凌虐之。呜呼，此尚得以人类目之哉!客有自牛庄来者，谓该处自被倭子侵占以来，百姓遭难甚惨。而最足令人发指者，则倭子每选民间妇女之莲步姗姗者，勒令解下缠帛，跣足工作，而将绣鞋悬于襟间，以作雪茄烟袋。一时雪肤玉骨不良于行，类皆徘徊歧路，甚有被倭子之鞭笞者。虽铁人，亦为之下泪。无怪俄、德、法诸国，皆为之仗义而起也。 恰是急于抹掉这种耻辱印记的强烈冲动，才使得作为中国近代化运动之一的戊戌维新，被抹上了一笔“妇女解放”的重重油彩，尽管里面只是男人在张罗解放女人的脚，而被解放的女人对此并不热心。运动中人把“不缠足”上升到“保种”的高度，其实只是运动展开后的一种夸张性思索的结果。当然，作为运动的副产品，传统士大夫嗜痂成癖的“品莲(欣赏小脚)”性意识也受到了冲击，不仅维新人士视之为“轻薄猥贱之事”(梁启超语)，就是开明一点的士人，也再难以以此为荣。在羞惭缠足习俗现象同时，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心理也感到了羞惭。毕竟中国男人也是人，不仅历史不断有人对此恶俗表示不满，对女子的境遇感到同情，就是那些有“莲癖”的人，其实也知道缠足的过程相当残忍和不人道。自西方基督教大规模登陆以来，中国人尤其是士人对洋教在中国的行为做了地毯式轰炸的抨击，但就目前能看到的几千份揭帖来看，竟然没有发现反击教会提倡不缠足的，好像大家有意约好避开这个话题似的。这种缄默说明缠足这个疮疤一旦揭开，中国男人实际上很难正视里面的不人道，连回击的勇气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大张旗鼓向西方学习的戊戌维新，提倡不缠足，第一次大规模公开地用西方人价值尺度(包括审美尺度)移风易俗，的确开启了波及社会生活层面的启蒙，所以说，戊戌变法不仅有西学东渐面且也有西俗东渐的内涵。显然，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西俗东渐的推力更大，势头更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