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军 儒生治军，曾国藩可以说是最为典型而且成功的代表人物，其关键在于“义师”二字。中国传统儒家学说中“礼”和“仁”互为表里，曾国藩在对湘军进行思想建设的时候，就是以这二者为指导，除此之外，他还强调“忠”、“信”，将儒家思想、孔孟之道彻底贯彻到治军实践中。 曾国藩以儒生治军，其湘军以“义师”自诩，因此湘军出战伊始，他就颁布了一纸讨伐太平天国的檄令。声称：“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但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却使得“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他认为：“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因此，他创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就打出“勤王卫道”的旗号，宣称“本部堂奉天子命……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把战争作为维护君主统治和孔孟纲常名教这一政治目的的工具，以冀其师出有名。 在曾国藩看来，湘军要练就成为一支较之于旧绿营更加强悍的军队，必须“赫然奋怒以卫吾道”为宗旨，成为一支有思想的军队。因此，他的治军极其重视对湘军将士进行思想教育。而他治军思想之根源，就在于《论语》中一以贯之的“仁”与“礼”。 曾国藩治军以“仁”、“礼”二字为指导，他说：“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可治哉？”“仁”、“礼”是孔孟思想体系的核心。“虽蛮貊之邦可行”一语直接引自《论语》。对“仁”、“礼”的解释尽管说法不一，但具体落实到一般的日常行为中，则不外乎强调服膺于“忠恕”、“孝悌”、“智勇”、上下名分、尊卑贵贱等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并最终指向对君主的绝对忠诚。 曾国藩以“仁”、“礼”为治军之旨归，认为“守是二者”，即可治兵，自然有他的深意。孔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即“仁”之本即“孝悌”，提倡“以仁存心”，是要人们以“孝悌”自守，而自守“孝悌”的真正目的则在于消除“犯上作乱”的现象发生。曾国藩治军，首先希望能把湘军训练成为一支绝对服从命令的新式武装，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这种思想正好为其所用。 至于“礼”，就是《论语》中孔子所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上下名分、尊卑贵贱准则的集中概括，曾国藩治军提倡“以礼存心”，所要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一方面，从湘军本身来说，强调以礼治军，能使士卒“慎语言、敬尊长”，服从统兵将官的指挥；另一方面，以礼治军亦旨在澄清被太平天国“扫地荡尽”、令“孔孟痛哭于九泉”的社会风气，即“克己复礼为仁”。如此一来，“仁”与“礼”完全一致，故曾国藩自称： “少读《论语》，至‘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深服其言，书诸座右，日必三复。厥后用兵执政，时时不忘此言。” 为了使招募来的朴实农夫更好地接受“仁”、“礼”的说教，曾国藩还提出“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 根据曾国藩的解释，“忠”在这里主要是指下对上的行为标准，大则忠于国家、君主；小则忠于直接的上级，这就是“忠君尊上”的道理。“信”主要是指做人的诚信，“信，即诚实也”。曾国藩对湘军官兵强调“忠”、“信”，是要他们绝对忠诚于封建国家与君主，注重湘军“忠君尊上”的政治素质。 曾国藩在治军实践中凸显了礼治所具有的仁与刑、恩与威并重的特色，强调了礼治具有的内（自治）与外（治人）结合的孔子精神。在中国古代，“礼”本来是指外在的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典章制度与行为规范，但孔子主张在遵礼、爱礼的同时，强调了礼所包含的思想情操、道德修养等方面的精神内涵，故而，《论语》中孔子所推崇的礼治就包括了外在礼节与内在修身、刑法与仁心爱民的二重性，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曾国藩在其治军实践中将礼治的二重性发展到极致，在统领湘军、治军带勇的过程中就十分强调仁刑结合、恩威并用的礼治特色。他在总结自己的带兵之法时说： “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欺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 在这段中“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等语均出自《论语》。 治军者通常都强调威猛之气，“礼”的秩序、规范是军队形成这种“威猛”战斗力的保证。但曾国藩还强调治军中仁恩的一面，将孔子《论语》中孔子所强调的忠恕之道的仁爱思想贯彻到带兵之中，并以“待弁勇如待子弟”的血缘情感渗透到军队以增强军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其实，礼治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威猛、严酷的一面，同时也体现在施恩、仁爱的一面，后者尤体现出孔子关于礼治的理想。曾国藩的礼治实践正是对二者的充分利用，他声称：“威恩并施，刚柔互用，或一张一弛，有相反而相成。”可见他深刻地把握了孔子礼治的实质。 曾国藩以礼治军的特色，还体现在他对礼的教化精神的高度重视与不懈实践上。 儒家礼治的根本精神，就是强调维护礼的社会秩序不能依赖于暴力，而是要通过教化的方式使人们自觉地遵循礼的义务性规范，这就是孔子所要求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所以儒家一直将“修六礼”、“明七教”的礼教作为礼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任务。 湘军组建的一大特色，是儒生与山农的结合，正如当时人们所记：“曾国藩既请练军长沙，奋然以召募易行伍，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迨曾国藩以儒臣治军长沙，罗泽南、王錱皆起诸生，讲学敦气谊。乃选士人领山农”。这种儒生与山农的结合，使得曾国藩有条件对湘军实施以“训”为中心的儒家礼教的教化活动。由于他对礼教的特殊重视，故而将有关礼教的“训”置于较军事的“练”更加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在形式上，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儒将承担着训导兵勇的任务，即如他本人所说：“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另一方面，他们所“训”的内容，主要是合乎礼教的“作人之道”，具有浓厚的“礼教”色彩，如在曾国藩所亲自撰写的“上而统领，下而哨弁”的《劝诫营官四条》中，其内容无非是“禁骚扰以安民”、“戒烟赌以儆惰”、“勤训练以御寇”、“尚廉俭以服众”等，均是道德礼仪方面教化。曾国藩作出这样的“劝诫”与规定： “训有二端：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点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将领教兵勇之营规也；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徒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是众勇感之矣。” 如此坚持不懈地礼教训练，促使曾国能够组建起一支合乎儒家仁礼精神的具有“忠义血性”的队伍，并且依靠这支队伍，消灭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建立了赫赫功业，成为大清的“可中兴名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