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地会 中国自古以来信奉的正统是儒家，而道教等都属于异端，由于天地会中有不少仪式都是来自道教，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天地会和道教一样同属异端。而天地会之所以会和清政府势不两立，异端属性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戴玄之指出，天地会的不少仪式都是由正统道教而来的。什么才算是道教，从来都是个问题，戴玄之只是粗略地运用这个词语来指他视为中国民间宗教的信仰和习惯。参加天地会仪式的人，也像参加乡村仪式的人一样，是在寻找一种知觉经验以及自身的行为宗教认可。在拜会仪式中与天地会创始人同列的神明，也是乡村道士所接受的，至于那些插在木制米斗中央的灯、剑、镜、秤、尺、剪刀和算盘，则是道教打醮仪式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问答部分是拜会仪式的主体，是天地会独有的，但符咒和神秘的文书则叫人想起道教的做法。因此，天地会的传统为何是异端的问题，与道教地位的问题密切相关，尤其因为道教奉行于乡村，也存在于国家的正统意识形态当中。 尽管清政府对于不影响到政治秩序的非儒家信仰一般相当宽松，但正统中国信奉的是儒家，而很多乡村宗教以及为乡村宗教服务的道教仪式，都是异端。问题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清王朝的儒家秩序之中，皇帝及其臣僚高居着沟通天人的位置，而道士在其仪式中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两者的分别，不是宇宙论的分别。清朝末年，道士已经可以接受反映尘世官僚架构的层层神明，然而他是在直接拜祭中向上苍禀告，而儒家却是强调皇帝或其主持老百姓祭典的代表的角色。无论清朝官员私下的信仰如何，他们至少在理论上是反对道教在社群中间所举行的醮会的，因为涉及道教的社群仪式很容易便威胁到国家的象征性权威。 清代的民间宗教与国家的正统颇不相同，因为民间崇拜较接近道教的，而非儒家的天人观点。民间宗教突出神明对人类一切活动的认可，所以接近于魔法。个人通过祷告、祭奠，以及运用宗教符咒，感通于天。民间宗教的很多方面，清政府虽无法与之妥协，但也不能视若无睹。舍难取易的办法，就是只把那些公然宣示造反的教义，或与曾一度造反的组织有关的民间宗教打成乱党。官员无须深究一个教义是否会煽动造反，因为他们只需看看这些教义是否与法律的定义相符。 本文认为，叛乱的教义不一定是指向造反。然而，天地会的传统碍于其叛乱的性质，不能整合到官方的宗教系统中。魏斐德指出，天地会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合法性源头。此外，由于天地会尊崇明朝皇帝，于是便与清政权不两立：在天地会的参照系统中，清政权是不合法的，而由于天地会是合法的政治秩序的支持者，于是便可标榜得到社会伦理和正统神明的认可。这个信仰系统对于那些自觉是罪犯的人必定相当吸引，因为他们是忠于明室的叛乱分子，遂得以摆脱清政府的宗教垄断，自行安排神明的庇护。 天地会自我形象中的合法性，当可解释这个组织为何不与大多数具有合法地位的社会习惯对立起来，却坚持实行这些社会习惯。天地会的规条并不反对孝亲、敬老，更大的忠贞——效忠明室，反而是以经过调适的形式遵行这些道德规范。甚至可以说，成员间的兄弟之谊并不是对三纲的破坏，而是调整；因为一个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成员，其对别的成员的关系也一定等同于兄弟的关系。组织的确先于家庭，但经过拜会仪式，组织已形同家庭。就天地会的情形看来，即使是一个异端的思想也不能避开社会的符号结构。正统与异端虽然在当前的目标和重点上并不相同，但在正当性申辩的需要方面，彼此所采用的基本概念——“纲常”——却是与中国文化相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