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佛教更为世俗化，僧尼队伍不断扩大，实成藏污纳垢的地方。晚明僧人圆澄对当时僧风的腐败感慨万端，著述《慨古录》表示不满。圆澄在此文中深刻地分析了僧人队伍的庞杂性：“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牢狱脱逃而为僧者。或悖逆父母而为僧者。或妻子斗气而为僧者。或负债无还而为僧者。或衣食所窘而为僧者。或要为僧而戴发者。或夫为僧而妻带发者，谓之双修。或夫妻皆削发，而共住庵庙，称为主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如此之辈，既不经于学问，则礼义廉耻，皆不之顾。惟于人前，装假善知识，说大妄语。或言我已成佛。或言我知过去未来。反指学问之师。谓是口头三昧。杜撰谓是真实修行。哄诱男女。致生他事。”他们中许多人没有什么戒律和信仰，只为酒色生活而忙碌、奔波，恰如《慨古录》序指出的那样：“酒削卖浆，无不躬之。击鲜烹肥，种秫酿酒，甘膬充满香积厨中，间一扣扉而入，则酒色拂拂，绕绳床间。经年不省青猊座，其他一瓢一笠，荷锡云游，礼洛伽，瞻峨嵋，得青原，参少林，一生之事已毕，竟不知五蕴、六尘、四禅、八解为何语矣。此湛师《慨古录》之所由作也。”
生活在同一时期的西周生对当时的僧尼腐败状况也必定有深切的体验，必然对他们公然亵渎和背叛佛教文化精华教义十分不满，从而对佛教文化的可行性表示怀疑。《醒》中惟一一个权威的佛教人士是胡无翳在峨眉山寻到的性空长老。而有关这个人物的描写加起来不过百余字，涉及讲法的描写仅有如下几句：“开陈因果，指点轮回，接引得胡无翳见性明心，灵台透彻，尽知过去未来之事”。大师的传教似乎没比世俗侯张二位道婆的转世托生理论高深多少，和《金刚经》“般若性空”之法理也全不搭界。其余大多数的僧尼均不是好东西，他们的动机和追求都为财、色所左右，所操纵。在神圣的名义下谋求功利，是现实社会中佛教徒的本相。香岩寺中由朝廷派遣“钦受度牒”的住持长老，其骄奢淫逸的行止与王公豪强无异。寺庙占地二三十顷，一来“甚是有钱，受用的紧”。二来颇有政治势力，与“管厂的孙公”相互勾结，可以很轻松地替梁、胡二人取消通缉令（见十五回）。宝光和尚为财利不惜害死人命。香岩寺的法事活动价格不菲，念一千卷“救苦难观世音菩萨”宝经，须十两银子，外加圆经钱。第三十回晁夫人请真空寺给死去十二年的儿媳计氏念经超脱，“那些和尚们果也至至诚诚的讽诵真经”。而这完全是因为晁家的慷慨大方，三日念经活动，斋饭至少是十五次，“管待得那些和尚屁滚尿流，喜不自胜”。念经过程中还伴随着物质上的打抽风，“破狱”用的新手巾、新梳笼、新簸箕、笤帚；搭金桥银桥用的黄绢、自绢；“撇釟”用的六尺新布、三个灯斗”。不但和尚，尼姑亦是如此，淮安一个老尼，满口念佛，“那贪婪狠便也与和尚一般”。第六十四回“薛素姐延僧忏罪，白姑子造孽渔财”中，莲华庵白姑子“放手大骗，绝无忌惮”，“与素姐建这忏悔道场，磕了一百多银子的拐”。《醒》在对法事活动的描写中无情地暴露出僧尼们贪财的这一恶疾，释放了其浓厚的铜臭味。 《醒》中佛教圣地的神职人员们不见清心寡欲而惟见人欲横流，对他人制欲而任自己纵欲。理论上香岩寺确属佛教圣地，“是奉皇太后敕建”，“安藏经焚修的所在”，而实际上这里却是藏污纳垢处。九十三回描写大徒弟二徒弟接任后先后暴死于“金枪不倒”和“杨梅毒疯”，三徒弟见势不妙，索性携带在庙中所蓄之财蓄发还俗。超度计氏醮事的主持者高僧宝光有着隆福寺“放纵淫荡，绝不怕有甚么僧行佛戒”的丑史。作品第八回描写武城刘游击家使女小青梅决意出家做尼姑，她摆出了“做姑子快活”的种种理由，诸如吃穿无忧、行动自主、任意“要和尚要道士”的性自由等。莲华庵白姑子师徒和参加薛素姐神鹰设教的当地水月庵、观音堂、地藏庵的十多个姑子，念经与发泄性欲并行不误。所谓七天七夜的法事，实际上是门外听去，“鼓钹齐鸣，梵咒经声，响彻远近”；门内白姑子的禅房里众姑子集体享用美酒佳肴和精壮后生狄希陈。群羊攒虎，将“精壮后生”狄希陈弄得“嘴脸丰润全消，骨高肉减”。第六十五回里，白姑子师徒诈了薛素姐一百多两银子后招来了小偷，作者借小偷的眼睛让读者参观了姑子们的“闺房”：“又将那第三个抽斗扭开，里面两三根‘明角先生’，又有两三根‘广东人事’，两块‘陈妈妈’，一个白绫合包，扯开里面，盛着一个大指顶样的缅铃，余无别物。”角先生、广东人事、缅铃都是明清时期常见的性器具。那小偷盗财之余还奸耍了“日逐家装乔作媚”的白姑子、冰轮和老白。通过师徒二人醒来后互相指责的情形，我们得以了解到白姑子有一个固定的相好——天空和尚，而且并不避讳徒弟。由此，我们可知小青梅关于尼姑“要和尚要道士”的理论果然不假，僧尼们在宗教的外衣下的放荡生活由此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