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子 唯我独尊的朱元璋没有办法贬低孔子，便把目光盯在其他儒家人物身上。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偶览《孟子》，当他看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那一段时，不禁勃然大怒，骂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当天就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殿外，不得配享。并对诸大臣说，如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当时所有大臣均不敢表示异议，只有刑部尚书钱唐不怕得罪皇帝，他再次挺身而出，抗疏入谏，他说：“臣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当时朝中大臣都为钱唐捏了一把汗。满腔怒火的朱元璋本想拿钱唐开刀，但见他态度诚恳，坚毅不屈，便放了他一马。 无端端地将孟子逐出文庙显然是不得人心之举。一年后，朱元璋下诏称：“孟子辟邪说，辨异端，发明先圣之道，其复之。”把孟子的牌位放回文庙，配享如故。然而，朱元璋对孟子的犀利言论仍耿耿于怀，他怕《孟子》把天下读书人都教坏了，更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深入人心，对大明王朝不利，便想出了删书的办法。 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朱元璋命翰林学士刘三吾等人对《孟子》进行删节。刘三吾揣摸皇上的意思，共删掉《孟子》八十五条“有问题”的内容，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并将剩下的内容编为《孟子节文》一书。刘三吾完成删孟任务后，朱元璋立即下诏书，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指《孟子节文》）为本”。 当代学者李洁非评论说：“朱元璋虽是大老粗，但此人对于怎样挖掘极权的潜力，实有过人的天赋，在收拾文化人方面，有很多创造发明独到之处，先前的帝王没一个比得过他。你看他挥舞着‘雌雄双剑’，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把知识分子驯得服服帖帖。尤其是‘八股文’，抠住了读书人的命门。因为命题只限于‘四书五经’（当然都经过《孟子节文》式的处理），舍此之外读书再多都没用，所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就被死死地限制在这个令人放心的黑屋子里面。他的这些创造，让取代明朝的清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后者以‘外夷’入主中原，更需要思想的禁锢和麻木，所以对朱元璋的两大法宝照单全收，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以致到所谓‘康乾盛世’，活泼、自由的思想杳无踪迹，书生学人一头扎在考据、章句、版本、目录学之中。中国人文精神就此沉沦，直到清末，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巨大震撼下才重新苏醒。”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独裁君主，他废除丞相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将中央集权变成皇帝一人的专权。他认为君权至高无上，堂而皇之地凌驾于天下百姓之上。而孟子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家，他的观点和朱元璋的观点针锋相对，可谓天生的对立者，所以他俩虽然相隔一千数百年，但他们之间的“观点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孟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学说，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孟子的“民本”思想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不顾统治者的颜面,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见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君”摆在“民”和“社稷”的后面，如此贬低君的地位，自然是历代统治者都不会认可的，朱元璋当然也不会例外。 而更让朱元璋感到难以容忍的是，孟子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天子权威，天下百姓不必效忠于一姓一人。人民有权力“变置”或推翻不称职和残害百姓的君主。他说：“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在与齐宣王的一次对话中，孟子巧妙地把话题引导到如果“四境不治”，君王该怎么处理自己的问题，使齐宣王十分尴尬。 孟子对齐宣王说：“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您的一个臣子把他的妻儿托付给朋友照顾，自己去楚国游历，回来时发现妻儿挨饿受冻，怎么办）？”齐宣王说：“弃之（与他绝交）。”孟子又说：“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狱官不能管好他的属下，怎么办）？”齐宣王说：“已之（罢免他）。”孟子接着问：“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整个国家不能治理好，怎么办）？”齐宣王这才发现上了孟子的当，尴尬地“顾左右而言他”。 齐宣王在与孟子讨论“汤放桀，武王伐纣”时，齐宣王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把不仁不义、残害百姓的商王纣称为“一夫”，称周武王推翻商纣王，并不是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而是为民除害。 史书上提到令朱元璋勃然大怒的一段话出现在《孟子·离娄下》，也是孟子对齐宣王说的，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陌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这里，孟子从平等的角度看待君臣关系，而且着重强调在君对臣有礼的前提下臣对君才会忠，否则臣对君不仅不忠，而且把君视为“国人”和“寇仇”。这种君臣之间“互动关系”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朱元璋认为臣对君应无条件绝对服从，孟子这些话“非臣子所宜言”，故一怒之下将孟子逐出文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