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妓女 妓女是阶级社会的产物，由来已久。在元代，妓女仍是南北各地普遍存在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在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凡卖笑妇女，不居城内，皆居附郭……计有二万有余，皆能以缠头自给，可以想见居民之众”。数字不一定可靠，但元大都有大量妓女则是事实。高丽士人李穀多次到大都，他也注意到这种现象：“商贾所聚，贸易有无，谓之市肆。始予来都，入委巷，见冶容诲淫者，随其妍媸，高下其直，公然为之，不少羞耻，是曰女肆，知风俗之不美也。”都城如此，其他地区也是一样。明朝建国之初，熊鼎为浙江提刑按察司佥事，“分部台、温二郡”。“其地多倡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挟倡饮，有司罢于供应。君下永嘉，令籍侣户数千，械送之京”。明初永嘉（今浙江温州）倡户数千，显然元代就是如此。 杭州原是南宋的都城，江南最大的城市。当地游手好闲之徒活动于“娼优构栏酒肆之家”。马可·波罗特别提到那里的妓女，他说：“其数之多，未敢言也，不但在市场附近此辈例居之处见之，全城之中皆有。衣饰灿丽，香气逼人，仆妇甚众，房舍什物华美。此辈工于惑人，言词应对皆适人意，外国人一旦涉足其所，即为所迷，所以归去之后，辄谓曾至大堂之城行在，极愿重返其地。”岭北湖南道监察的地区内，设有“管妓乐管勾”一职，“掌管差拨妓女文历”，过往的“使臣索要妓女宿睡”，都由管勾“差拨应付”。设立专门人员管理妓女，可知当地妓女一定为数甚多。 娼妓有明的，也有暗的。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中，周舍对店小二说：“不问官妓私科子，只等有好的来你客店里，你便来叫我。”官妓就是公开在政府登记的娼妓，“私科子”就是没有在官府登记的妓女。元成宗时，郑介夫上书说：“今街市之间，设肆卖酒，纵妻求淫，暗为娼妓，明收钞物，名曰：嫁汉……又有典买良妇，养为义女，三四群聚，扇诱客官，日饮夜宿，自异娼户，名曰：坐子。都城之下，十室而九，各路郡邑，争相仿效，此风甚为不美。”郑介夫说的“娼户”是公开的娼妓，即上面提到的官妓。“坐子”指暗娼，都城有大量公开的娼妓和暗娼，外地亦是如此。 很多妓女擅长妆扮，能歌善舞，长于应对，以此作为招徕顾客的手段。杂剧中有唱词“风月家门，又无资本，别营运，止不过送旧迎新，凭卖笑衣食稳”，便是她们生活的写照。元代的官员、士人、商人都以狎妓为风流乐事，当时的各种文学作品（诗词、散曲、杂剧）中都有许多关于妓女的篇章，可见这是一种社会风气。有的作品描写妓女的聪明美丽，有的作品讴歌自己或他人与妓女的爱情。但事实上，狎妓是一种金钱与肉体的交易。不少人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以致倾家荡产。 从总体来说，妓女是个弱势群体。她们的身份属于“贱民”之列。至元五年（1268），太原发生一起杀害娼女事件，刑部判决：“照拟杀他人奴婢，徒五年，拟决杖一百七下。”中书省同意。这是以徒刑折合杖刑执行。也就是说，娼女与奴婢的身份是相同的。奴婢“亦有自愿纳财以求脱免奴籍，则主署执凭付之，名曰放良”。妓女纳财脱免妓籍，则曰从良，亦可见两者相当。大德八年（1304），河南都镇抚哈剌“因差于归德府馆驿内安下，唤倡女申燕哥宿睡后娶为妻。量决五十七下。罪遇释免，解任别仕，申燕哥离异”。哈剌被判刑，并非出差途中嫖妓事犯，而是因为他娶低贱的妓女为妻，有失官员的身份。杂剧《荆楚臣重对玉梳记》中，书生荆楚臣与妓女顾玉香相恋，几经曲折，荆楚臣当上县令，顾玉香成为诰命夫人。其实这只是作者的美好愿望，在现实生活中，官员是不可能与妓女结婚的。 至元五年（1268）和八年（1271），中书省先后为娼妓服色下达指示。五年的文书中说，“娼妓之家多与官员士庶同着衣服，不分贵贱。今拟娼妓各分等第，穿着紫皂衫子，戴着冠儿。娼妓之家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妇女带抹子。俱要各各常川裹戴，仍不得戴笠子并穿着带金衣服，及不得骑坐马匹。违者许诸色人捉拿到官，将马匹给付拿到的人为主”；八年，又有圣旨，“随路娼妓不戴冠儿者，中书省家官人每行文书教戴去者”。中书省重申：“先为娼妓之家多与官员士庶同着衣服，不分贵贱，已经行下出榜去讫。据此，咨请钦依圣旨及已行事理施行。”至元二十二年（1285）三月，中书省根据忽必烈的指示，“禁冶诸色销金”，规定：“诸倡优卖酒座肆人等不得穿着有金头面钗钏等物。”大德四年，湖广行省的一件文书中说，娼妓之家“例应青巾紫抹，合近构肆”，“不应与士庶相邻，秽污阶衢”。延祐二年（1315），仁宗“命中书省立定服色等第”，其中之一是：“娼家出入止服皂褙子，不得乘坐车马，余依旧例。”元朝政府三令五申，对妓女的服饰、乘坐、居住都加以种种限制，给她们处处打上贱民的烙印。 妓女要应付官府的召唤，陪酒甚至陪宿，称为“唤官身”。杂剧《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关汉卿作）、《马丹阳度脱刘行首》（杨景贤作）中对此都有描写。“龙麟洲先生过福建，宪府设宴，命官奴小玉带佐觞”。元代的记载说：“今以妓为官奴，即官婢也。”龙仁夫，号麟洲，是很有名望的学者。“宪府”指福建廉访司，这是一个监察机构。廉访司招待学者都要妓女陪酒，其他机构更可想而知。至元二十一年（1284）七月，岭北湖南道按察司的一件文书中说，“近据管妓乐管勾张椿状告，崔局长将手帕令椿散与妓女人家，取要钱物。并差人赍帖子要妓女三名，赴馆驿内伴宿了当。次后崔局长再来，唤妓女三名，为是夜深，不曾差拨，将椿殴打”。经按察司查证“管勾张椿掌管差拨妓女文历及总管府批帖，自至元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至三月十五日经过使臣索要妓女宿睡，内知官职姓名四员，余只该不知使臣。总差拨应付妓女八十八人，各各开写姓名，并伴宿月日夜数。就问得除事故外妓女三十二名，各状供相同。仍审问并不得分文钞两”。由这件文书可知，妓女常被差遣陪宿，得不到任何报酬。不仅如此，有些官员还要向她们索取钱物。同年十二月，御史台的文书中说：“照得不畏公法官吏人等，每因差使去处，公明轮差娼妓寝宿。今后监察御史、按察司严行纠察，如有违犯之人，取问明白，申台呈省。其应付娼妓官吏，与宿娼之人一体坐罪，仍送刑部标籍过名。”可见这种现象到处流行，以致引起中央监察机构的重视。 开设妓院的有男有女，以女的居多。开设妓院的妇女称为鸨母、鸨儿，又称虔婆。元代杂剧中以妓女为题材者，几乎都有鸨母出现，她们将妓女作为赚钱的工具。杂剧《逞风流王焕百花亭》中，鸨母说：“俺这门户人家，单靠那妮子吃饭，一日不接客，就一日不赚钱。”杂剧《荆楚臣重对玉梳记》中，荆楚臣说：“天下老鸨，哪一个不爱钱的。”老鸨用各种手段，强迫妓女接客，常常造成人身伤害。开没妓院亦有男性，如湖南张德荣，“以娼妓为生”。上述平江路奸人罗甲，也应是妓院的男性经营者，他掌握“良家女百十人”，规模是很大的。 绝大多数女子为妓出于无奈。杂剧《杜蕊娘智赏金线池》中，妓女杜蕊娘说：“则俺这不义之门，那里有买卖营运。无资本，全凭五个字迭办金银。可是那五个字？无过是恶劣乖毒狠。”这段话道出了很多妓女的内心怨恨。她们向往普通女子的生活：“几时将缠头红锦，换一对插鬓荆钗？”霸州女子李歌，“其母一枝梅，倡也。年十四，母教之歌舞。李艴然曰：‘人皆有配偶，我可独为倡耶？’母告以衣食所仰。不得已，与母约曰：‘媪能宽我，不脂泽、不荤肉则可，否则有死而已。’母惧，阳从之”。她坚持只在酒席上歌唱，不出卖肉体，后来得嫁秀才。李歌对命运的抗争取得胜利，但这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绝大多数妓女并没有这样的幸运。她们只能寄希望于“从良”，也就是有人出钱为之赎身，成为良人。妓女“从良”，大多成为出钱人的妾。也有一些妓女赎身后看破红尘，出家为道姑或尼姑。“今日娼家妇，年老为人弃”。还有很多人只能在妓院中了却残生。 妓女的来源 妓女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战争中的俘虏，一是因天灾人祸被迫卖身的良家女子。元朝初年，妓女中俘虏占有很大比重，后来，被迫卖身的良家女子增多。中统二年（1261）八月，元朝政府“禁以俘掠妇女为娼”（《元史·世祖本纪一》）。政府正式下令取缔，说明此前在战争中俘掠妇女被卖为娼的事是很多的。至元十三年（1276）十月，元朝政府“申明以良为娼之禁”（《元史·世祖本纪六》）。具体的规定是：“今后赎买、典雇良人为娼，卖主、买主、引领牙保人等依例断罪，元买价钱，一半没官，一半与告人充赏。如本人自行陈告，或因事发露到官，元价尽行没官，妇人即令为良，任便住坐。若有犯奸经断，夫家弃出，及倡优亲属自愿为娼者听。”（《通制条格》卷4《户令·躯妇为娼》）至元十五年（1278）正月，“禁官吏军民卖所娶江南良家子女及为娼者，卖、买者两罪之，官没其直，人复为良”（《元史·世祖纪七》）。显然，良家女子已成为娼妓的重要来源。 元朝和前代一样，国家控制的人口有良贱之分，奴婢、倡优（妓女和演员）是贱民，其他都是良人。赎买、典雇良人为娼被视作刑事犯罪，只允许“犯奸经断”（犯通奸罪已经处理）、“夫家弃出”（被夫家休弃）和倡优亲属几类人自愿为娼。尽管一再发布禁令，但事实上买良为娼的现象一直存在。有元一代，天灾人祸严重，很多劳动者家庭沦于破产的境地，被迫出卖子女。女孩儿或卖为婢，或卖为娼。例如，元成宗时，王约“谳狱京师……嫁良家人倡女十人”（《元史·王约传》）。元文宗时，平江路（路治今江苏苏州）“适岁大……奸人罗甲收良家女百十人，抑使为娼，因交结权贵，邀纳货赂”，此事为录事判官申佑发现，“即白发之，坐甲重罪，还娼女良家”（王《故申府君墓志铭》，《王忠文公集》卷24）。但没有被发现的尚不知有多少。乙酉年（1345）“北方饥”，大批子女“渡江转卖与人为奴为婢”，其中“好者已被倡优、有力者先得之”（《至正直记》卷3“乞丐不置婢仆”）。北来的饥民中大多数无疑是良人，“倡优”之家买饥民之女，当然是买良为娼。至于变相的赎买，即“过房”方式以良为娼的现象更是普遍。杂剧《李素兰风月玉壶春》中，名妓李素兰原姓张，“幼小间过房”与李妈妈为义女，长大后接客（武汉臣作，《元曲选》，474—489页）。所谓“过房”，表面上是自愿过继，实际上是人口买卖的一种形式。大德十年（1306），中书省颁发文书，“禁治乞养过房为名，贩卖良民”。延祐三年（1316），监察部门的一件文书中说：“中原、江南州郡，近年以来，良家子女假以乞养过房为名，恃有通例，公然展转贩卖，致使往往陷为驱奴，诚可哀悯。”（《元典幸》卷57《刑部十九》）可见此风在大江南北都很普遍，其中不少女孩儿就被卖入妓院，上述杂剧中的李素兰，就是这样的例子。元朝为此制订专门的法令：“以乞养良家女为人歌舞，给宴乐，及勒为倡者，杖七十七，妇人并归宗。”（《元史·刑法志二·户婚》）但实际效果是有限的。 此外，妓女还有几种来源。一种是亏空官课的官吏家属被迫做娼妓。“浙省广济库岁差杭城实户若干名充役库子，以司出纳。比一家中侵用官钱太多，无可为偿，府判王素号残忍，乃拘其妻妾子女于官，又无可为计，则命小舟载之，求食于西湖，以赀纳官……不肖辈群趋焉”。著名书法家、诗人鲜于枢为此作《湖边曲》（陶宗仪《辍耕录》卷10“趁办官钱”）。在官府的仓库中充当库子，负责货币或实物的出纳，是富实民户承担的差役。不善应付者往往破产，官府便迫使其家属卖淫，以收入弥补亏空。这种情况并非杭州的特例，建宁（今福建建宁）女子真氏，“父官朔方时，禄薄不足以给，侵贷公帑无偿，遂卖入娼家”（《辍耕录》卷22“玉堂嫁妓”）。“休宁有务官，以亏课鬻二女，陷倡家”（郑玉《鲍仲安墓表》，《师山先生文集》卷8，《四库全书》本）。休宁在元朝属徽州路，今属江西。“务”是征税机构，征税有定额，务官完不成定额，只好将女儿卖到倡家来弥补。 还有一种，是丈夫逼令妻妾卖淫。上引郑介夫的上书，便说到有人“纵妻求淫，暗为娼妓”。大德元年（1297），上都民户王用“逼令妻阿孙、〔妾〕彭鸾哥为娼接客一下正诱觅钱，每日早晨用出离本家，主晚若觅钱不敷盘缠，更行拷打，以致彭鸾哥告发到官罪犯”（《元典章》卷45《刑部十九诸奸·纵奸·逼令妻妾为娼》）。大德七年（1303），有人上书说：“纵妻为娼，各路城邑争相仿效，此风甚为不美。”可见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元朝政府也承认“纵妻为娼，大伤风化”，下令严禁（《元典章》卷45《刑部十九诸奸·纵奸·通奸许诸人首捉》）。具体的规定是：“诸勒妻、妾为倡者，杖八十七。”“诸受财纵妻、妾为倡者，本夫与奸妇、奸夫各杖八十七，离之。其妻、妾随时自首者不坐，若日月已久才自首者，勿听。”此外，还有强迫奴婢为倡者，元朝的法令有：“勒奴婢为倡者，笞四十七，妇人放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