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妇女 考察历史，宋代女性的地位绝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低，甚至可能在历代王朝中，宋朝女性的地位是最高的。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指标来衡量、评判，比如女性的财产权、离婚的权利、改嫁的权利等等。宋代女性有没有财产继承权与财产处分权？可以非常明确地说，有的。 宋代家庭分家，按照当时的风俗与法律的规定，要分给女儿一部分财产，“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这部分财产，通常叫作“奁产”，即以办嫁妆名义给予的财产。女儿所得的奁产，一般为兄弟所得的一半。因为法律与习惯法明确了女性的财产继承权，甚至出现了女子为争家产将兄弟告上法庭的事情，“处女亦蒙首执牒，自讦于府庭，以争嫁资”。 宋代有这样的风俗：两个家庭结成姻亲，在议婚、定亲的阶段，女方要给男方送“定帖”，除了写明出嫁的是第几个女儿，以及她的生辰年月日，还要“具列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等”，此处具列的就是随嫁的奁产。富贵人家的奁产是非常惊人的，如理宗朝时，一位姓郑的太师给女儿的奁产是“奁租五百亩、奁具一十万贯、缔姻五千贯”；有个叫作虞艾的人，“娶陈氏，得妻家标拨田一百二十种，与之随嫁”；比较常见的奁产应该是十亩田上下。 奁产随出嫁的女子带入夫家，“在法：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又法：妇人财产，并同夫为主”[《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五]，即法律规定，女子随嫁的奁产，名义上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但其实并不归夫家所有，夫家分家析产时，奁产不可分。实际上，奁产的所有权与处分权，都归女方掌握，女方可以拿出来奉献给夫家，也可以自己保管。丈夫如果索要妻子的奁产，往往会被当时的风俗所鄙视。 以后假如夫妻离婚，或者妻子改嫁，女方有权带走她的全部奁产。宋人袁采观察到，丈夫“作妻名置产，身死而妻改嫁，举以自随者亦多矣”。意思是说，宋朝有很多已婚男子，因为不愿意以后分家时被兄弟分去财产，便以妻子的名义添置产业，后来不幸去世了，妻子以这些产业是她所有为由，在改嫁时全都带走了。袁采讲这一社会现象，是为了忠告家人，千万不可干借妻名置产的蠢事。不过袁采的话恰好从侧面证明了：宋朝女性改嫁，是有权利带走属于她所有的财产的。宋朝的法律也保护女性的这一权利。一旦发生奁产纠纷闹上法庭时，以前定亲时的“定帖”，妻子可以拿出来作为主张财产权的证明，这有点像现代的“婚前财产公证”。 和离：妇女有主动离婚权利 如果我们以为古代只有丈夫单方面的“休妻”，而没有双方都同意的离婚，那就想错了。古代也有离婚，法律上叫作“和离”。在宋代，和离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妇女主动提出离婚的诉讼也不鲜见，以致宋人应俊感慨：“为妇人者，视夫家如过传舍，偶然而合，忽尔而离。” 来看几则宋代的离婚案例：庞元英《谈薮》记载：“曹咏侍郎妻硕人厉氏，余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与夫不相得，仳离而归，乃适咏。”说的是，厉氏原来嫁与曹秀才，但因为夫妻感情不和（不相得），所以离了婚，改嫁给一位曹姓侍郎。显然，当时的女性并不会因为离异而受歧视。 宋朝的法律也保护妇女主诉离婚的部分权利，如“不逞之民娶妻，绐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意思是说，丈夫若没有能力赡养妻子，妻子有权利离婚；“夫出外三年不归，听妻改嫁”，丈夫离家三年未归，妻子也有权利离婚；“被夫同居亲强奸，虽未成，而妻愿离者，听”，妻子被夫家亲属性侵犯，也有权利提出离婚。这是前所未有的法律对女性离婚权的承认。 不过古代毕竟是男权社会，离婚需要丈夫写一道“放妻书”，作为法律上的凭证。唐宋时代的“放妻书”写得非常温文尔雅，来看一道敦煌出土的“放妻书”： 盖闻伉俪情深，夫妇语义重，幽怀合卺之欢，念同牢之乐。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共同床枕于寝间，死同棺椁于坟下，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仇隙。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作为后代增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聚会二亲，以求一别，所有物色书之。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械恐舍结，更莫相谈，千万永辞，布施欢喜。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时×年×月×日×乡百姓×甲放妻书一道。 这不是某一个读书人写的“放妻书”，而是流行于敦煌一带民间通用的“放妻书”样本。夫妻好聚好散，相离不出恶声，正是文明的表现。 改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并非针对庶民 北宋理学家程颐说过一句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许多人据此认为程朱理学压制女性改嫁的权利，进而推导出宋代妇女地位急转直下的结论。这里存在多重误解。 程颐本人并不反对妇女再适，《河南程氏遗书》有段记录：“或曰：古语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绝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程颐有一个侄女成了寡妇，程父帮她再嫁。程颐因此盛赞父亲“嫁遣孤女，必尽其力”。朱熹也不反对女子再嫁，他在《答李敬子余国秀》说：“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究程氏本意，“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并非对庶民的要求，而是强调士大夫的气节。这一点清代的徐继畲看出来了：“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程颐）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 事实上，两宋时期，从士大夫家庭到百姓人家，妇女改嫁的事件俯拾皆是，甚至皇帝的妃子也有改嫁的，如宋光宗有个姓张的贵妃就“出嫁于民间”。宋史学者张邦炜先生说：“宋代妇女再嫁者不是极少，而是极多”；“宋代对于妇女改嫁绝非愈禁愈严，相反倒是限制愈来愈小，越放越宽。” 张先生通过对南宋人洪迈《夷坚志》所记事例的统计，结果发现：“单单一部《夷坚志》中所载宋代妇女改嫁的事竟达六十一例之多，其中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这虽属管中窥豹，但由此亦可想见其时社会风尚之一斑。”“改嫁时间可考者凡四十一例，其中属于北宋的仅四例而已，属于南宋的多达三十七例。” 宋代的社会风气并不以再嫁为耻，对再嫁妇女也绝无歧视之意，范仲淹订立的《义庄规矩》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附录]对再嫁女子的资助优于男子再娶。北宋河间府的风俗，对守寡的女性，“父母兄弟恐其贫穷不能终志，多劝其改节”，并无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宋人丘濬《孙氏记》写到一位年轻女性孙氏，初嫁一轻狂少年，再嫁老秀才张复，三嫁官员周默。三嫁的经历并没有影响她受封为命妇。丘濬评价说：“妇人女子有节义，皆可记也。如孙氏，近世亦稀有也。为妇则壁立不可乱，俾夫能改过立世，终为命妇也，宜也。” 即使是皇室，对改嫁的女性也并无歧视。四川妇人刘娥，原是银匠龚美之妻，“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那刘娥改嫁给谁了？襄王赵元侃。后元侃当上皇帝，是为宋真宗，刘氏则册封为皇后。宋仁宗皇后曹氏也是改嫁女，原嫁与李家，但新婚之夜丈夫逃婚，“曹氏复归，后曹氏选纳为后，慈圣光献是也”。 宋朝的法律也没有任何压制女性改嫁权利的条文，只是禁止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这些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予以限制的。南宋末，有一个叫阿区的妇女，在丈夫李孝标去世后，先后改嫁李从龙、梁肃。李孝标之弟李孝德到官府控告嫂子“背兄”，审判这个案子的法官叫胡颖，是一位理学家，他虽认为阿区“以一妇人而三易其夫，失节固已甚矣”，但也承认“其夫既死之后，或嫁或不嫁，惟阿区之自择”，这是阿区的合法权利。最后胡频维护了阿区改嫁的自由，并斥责诬告的李孝德：“小人不守本分，不务正业，专好论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