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匡胤 关于宋朝，有一个小故事流传甚广：据南宋笔记《避暑漫抄》的记录，宋太祖赵匡胤取得帝位后，在太庙寝殿之夹室中立了一块石碑，叫做“誓碑”，平日用黄幔遮着，夹室的门也紧锁。凡有新君即位，到太庙拜谒完毕，都要入夹室恭读誓碑上的誓词。外人都不知所誓何事。靖康年间，金人攻陷汴京，太庙大门洞开，人们才看到石碑真面目——碑高有七八尺，阔约四尺余，上面勒刻三行誓词，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有人怀疑“誓碑”是南宋人捏造出来的，毕竟那块石碑直到今日也没有出土。就算这个质疑有道理吧，誓碑一事姑且存疑，但根据史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约应该是存在无疑的。 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宋臣曹勋的自述——靖康末年，徽宗、钦宗两帝被金人所掳，曹勋随徽宗北迁，受徽宗嘱托国事。不久曹勋逃归南方，向高宗进了一道札子，里面就提到：“(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宋太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 事实上，太祖留下的这一誓约，基本上得到赵氏子孙的遵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宋神宗曾因西北用兵失利，欲斩杀一名转运使，却受到大臣蔡確与章惇的坚决抵制：“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宋臣未必知道太庙中的誓碑，但经过一百年的运作，朝廷不得杀士大夫的誓约，显然已成了宋朝众所周知的习惯法。皇帝最后只好发了一句牢骚：“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后来哲宗朝的元符元年，保守派阵营的元祐党人被逐，新党重新得势，宰相章惇欲穷治元佑党人，“将尽杀流人”(这回是章惇起了杀心)，但宋哲宗反对，哲宗说：“朕遵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 太祖立下的誓约以及由此形成的惯例，显然束缚了君主诛杀士大夫的权力。一个生活在宋代的大臣，只要不是犯下罪大恶极的刑事罪行，一般是用不着担心有一天会被皇帝杀头的，即使他处处跟皇帝作对。 权力结构的稳定，使宋代没有真正名分上的顾命大臣。 不管是宋仁宗，还是宋哲宗，登基时都还是孩童，当然离不开一班老成持重之大臣的辅政与教导。不过宋朝未设“顾命”制度，老皇帝在终临前，并没有特别指定若干重臣为托孤大臣。尽管如此，那些先帝时代的朝中大臣，在政权交接过程及新朝开局中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乾兴元年，宋真宗驾崩，留下遗命：十二岁的儿子赵祯继皇帝位，“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根据真宗的遗命，辅臣商议如何起草遗诏，宰相丁谓欲讨好刘后，提出将“权”字删掉。“权”有从权、暂时的含意，去掉这一字，即意味着承认太后拥有听政的正式权力。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曾坚决不肯让步，说：“女主临朝，已是非正常情况，称‘权’已属无奈，你还想将‘权’字删去，是什么意思？”丁谓不敢再坚持己见。 宋神宗病重之时，宰相蔡确曾有意拥神宗之弟雍王或曹王为皇储，为此他试探过另一位宰相王珪的意见，但王珪说：“皇上有子。”他认为皇位应该由神宗的儿子赵煦继承。王珪又上奏皇太后，“请立延安郡王(即赵煦)为太子。太子立，是为哲宗。”哲宗继位，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是同情旧党的人，原来在神宗朝受到冷落的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大臣，重回朝廷辅政，大儒程颐则被召来担任小皇帝的经筵官，负起教化哲宗、养成君德的大任。 从上面的事例也可以看出，王曾、王珪等名相，虽然没有被叫到皇帝床前托付幼君，但他们却在立嗣、太后临朝等重大事件中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这些宰相，虽无顾命大臣名分，却尽到顾命之责，辅佐幼主，稳定朝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