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状元 五代十国虽然短暂又混乱，但基本的政治制度还是沿袭唐朝，当然包括科举制度，只不过想必唐宋两朝，五代十国的状元水平就不言而喻了。 五代十国状元榜 崔邈，出生地不详。生卒年不详。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状元。 陈逖，泉州（今福建泉州）人，生卒年不详。五代后梁贞明年间（915--921）状元。 崔光表，清河（今河北清河）人。生卒年不详。五代后唐同光二年（924）状元。 王彻，大名莘（今山东莘县）人。生卒年不详。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状元。 王归璞，四川简州人。生卒年不详。五代后唐同光四年（926）状元。（此年改同光四年为天成元年） 黄仁颖，泉州（今福建泉州）人。生卒年不详。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状元。 郭晙，出生地不详。生卒年不详。五代后唐天成三年（928）状元。 卢华，出生地不详。生卒年不详。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状元。 寇湘，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生卒年不详。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54）状元。 王溥，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字齐物。生于五代后梁龙德二年（922），卒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五代后汉乾佑元年（948）状元。授职秘书郎。后为枢密使郭威从事，迁太常丞。 王朴，东平（今山东东平）人。字文伯。生于唐天佑二年（906），卒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五代后汉乾佑三年（950）状元。授职校书郎。王朴自幼聪慧警敏、勤奋好学。登第后依附枢密使杨邠。后汉酝酿大乱，王朴审势东归故里，避乱免难。 扈载，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人。字仲熙。生于五代后梁龙德二年（922），卒于五代后周显德四年（957）。五代后周广顺二年（952）状元。授职校书郎，值史馆。后迁监察御史。 简文会，南海（今广东南海）人。生卒年不详，五代十国南汉乾亨四年（920）状元。 梁嵩，龚州（今广西平南）人。字子高，又字仲邱。生卒年不详。五代十国南汉白龙元年（925）状元。 王克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字守节。生卒年不详。五代十国南唐保大十年（952）状元。 伍乔，安徽庐江人。出生年不详，卒于北宋乾德四年（966）前后。五代十国南唐保大年间（943——957）某科状元。 王崇古，出生地不详。生卒年不详。五代十国南唐后主甲子（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状元。 卢郢，金陵（今江苏南京）人。出生年不详，卒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前后。五代十国南唐后主丙寅（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或乾德五年状元。 杨遂，出生地不详。生卒年不详。五代十国南唐后主壬申（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状元。 邓及，出生地不详。生卒年不详。五代十国南唐后主年间（961——975）状元。 乐史，抚州宜黄（今江西宜黄）人。字子正。生于五代后唐天成五年（930），卒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五代十国南唐后主年间状元。 邱旭，安徽宣城人。字孟阳。生卒年不详。五代十国南唐后主年间状元。 张确，出生地不详。生卒年不详。五代十国南唐后主末年（975）状元。 费黄裳，四川广都（今四川双流县）人。生卒年不详。五代十国后蜀进士科（年份不详）状元。该科进士十六人。 五代十国状元水分大 《唐摭言》卷一指出：在唐代，每年仅参加进士举的“常不减八九百人”。两相对比即可见五代士子参加科举竞争的积极性之低。 其实，这157人中包括明经、明法、三礼等各科的考生，而且并非所有的进士科考生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他们中有的只是到考场“观光”而已。这年录取了18名进士（见《登科记考》卷二五），崔邈真正要认真对付的对手只有17人。 又由于五代跟唐代一样，一般国家级考试只考1次，便可由知贡举将取舍与名次全都定下来，所以崔邈要战胜所有进士科参试者也好，只战胜17个强劲对手也好，都是1次搞定的（见《旧五代史·选举志》），不需要再费别的力气。 《记考》卷二五引《册府元龟》、《五代会要》云：开平四年（910年）十二月，兵部尚书、知贡举姚洎奏曰：“曩时进士，不下千人，岭徼海隅，偃风响化。近岁观光之士，人数不多……”可见，参加这几年进士考试的人数都跟开平二年差不多。所谓“曩时”，是指唐朝；这里所谓“进士”是指进士科参试者。唐时，光进士科参试者已达“千人”，而现在，诸科考生合起来才一百几十人，足见悬殊之大。这年共取15名进士。状元徐寅①以长于作赋而闻名天下，本来在唐末已考取进士，由于时局动荡，只谋到一个秘书省正字的微职，一点被重用的迹象也没有，颇不甘心，这次重新参试而夺魁，他须认真对付的竞争对手只有14人。 后汉乾祐元年（948年），刑部侍郎边归谠上言：“臣窃见每年贡举，人数甚众，动应五举、六举，多至二千三千。既事业不精，即人文何取？请敕三京、邺都、诸道州府长官，合发诸色举人文解者，并须精加考校。事业精研，即得解送，不得滥有举送。冀塞滥进之门，开兴能之路。”（《登科记考》卷二六）朝廷采纳了。 这道奏章告诉我们：五代之初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甚少的情况，通过30余年各政权的政策鼓励，加之地方政府选送时尺度越来越松，已大有改观：参加考试的举子慢慢多起来，致使“诸色贡举人”“多至二千三千”，其中不少人考了5次、6次。也就是说，包括明经、三礼、明法等科在内的参试者最多时达到3000人。当然，这跟唐时仅进士一科考生“不下千人”仍有距离。即使进士科参试者超过平均数，因其中很多人是屡考不中者，竞争力并不强，只是增加了知贡举组织考试的工作量。这年取进士19人，状元待考，实际他要战胜的硬对手仍只18人。 据《记考》卷二六引《册府元龟》载，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正月壬子，对诸道贡举人石熙载等三百余人于万春殿。”大概是经过后汉的整刷，地方官选送时把关严起来了，于是延至后周时，参加考试的人数又大为减少。这300余人即令都是进士科的参试者，其实也不算多。这年取进士10人（同上），状元未见记载，他要战胜的对手才9人。 据《登科记考》，整个中原5朝，每次考试所录取的进士一般为几人到十几人，最多的一次是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为25人，算破天荒了。 这参加考试的人数少，又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其一，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的多数读书人已经丧失了参加科举竞争的热情。一般说来，国家越是统一，政治越是清明，人们，特别是读书人就越是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越是跃跃欲试，积极参加各种竞争，希望能寻找机会一展才智，建功立业。五代时期，国家分裂，政局动荡，不仅严重地影响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极大地挫伤了读书人参加科举竞争的积极性。上引姚洎奏章“曩时进士，不下千人”等语正好能说明这一点。 其二，年年开考，又将少数愿意参试者分散开来。唐代也是年年开考，但那时国家统一，几乎每个读书人都积极参试，贞元七年（791年）状元尹枢夺魁时已70余岁（见《登科记考》卷一二，总第457页），可见唐代读书人参与科举竞争的劲头之大，即使年年开考，每次参加考试的人数还不是太少。五代这样一分散，平均每次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就少得可怜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