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致庸 在重农抑商的中国古代，商人被认为是最下贱的职业，故有“士农工商”的排名，然而与之相比，商人往往也是最富有的，有些商人甚至达到富可敌国的地步。从古至今哪些商人能排上“十大商人”的称号？ Top1 商业始祖——王亥 王亥（公元前1854—1803年），河南商丘人，华夏商人，商品、商业的缔造者，华商始祖、商族先公之一。子姓，又名振，阏伯的六世孙，契之后，冥之长子，商部落族的第七任首领。甲骨卜辞中称为“高祖亥”或“高祖王亥”。王亥不仅帮助父亲冥在治水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发明了牛车，开始驯牛，促使农牧业迅速发展，使商部落得以强大。 王亥在商丘服牛驯马发展生产，用牛车拉着货物，到外部落去搞交易，开创了华夏商业贸易的先河，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商业”。 【经商之道】 “诚信”、“仁义”。在与各国的交易中，王亥坚持以诚信为本，平等交易。根据史料记载，与商国经常交往的有一个诸侯国叫葛国。葛国是个小国，社会落后，资源贫乏，老百姓所需粮食一直不足。商国一直向葛国提供粮食，平等进行各种交易。有一年葛国遭遇天灾大旱，地里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连树皮草根都快吃光了。葛国国君到商国向王亥求援，恳求商国多运送些粮食到葛国，并愿意拿出比原来高出一倍的物品交换。王亥说：“您是商国的老朋友了，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更不能乘人之危敛物”。王亥除了继续以原定的物品与葛国交换粮食外，还多提供了些粮食援助。事后，葛国国君向王亥送书一封，其中写道：“葛国愿与商国世代交好，永结同盟”。 Top2 慈善商圣——范蠡 范蠡（公元前536—448年），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国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曾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兴越，功成身退。北上经商，居陶，号朱公。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乃我国儒商之鼻祖。《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经商致富具有很多经商理论，致富后，肯于帮助别人，威名远播。堪称“中华自古商之祖”。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 范蠡最后老死在陶地，享年大概88岁，世人称他陶朱公。在范蠡死后，族人将他葬于陶山主峰西麓（今山东省肥城市湖屯镇幽栖寺村），后世的人们来此凭吊他，缅怀他的业绩及人品，汲取他的思想和智慧。 【经商之道】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薄利多销，无敢居贵。务完物，无息币，财币欲具行如流水。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时势必有盛衰，顺其自然，待机而动。农商兼顾，去末取实，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善治生者，择人而任时。乐善好施，好行其德。 一、把握行情,“人取我予”。范蠡商业经营的最主要目标是“人取我予”,即满足人们生活与生产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而且与时令、季节的关系也很密切。他能把握时机,能提供市场最需要的东西,当然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二、让货等人,“待乏贸易”。范蠡运用农业丰歉循环论，调节物资，进行“待乏贸易”，具体说，就是“夏则资皮，冬则资緆（细麻布），旱则资舟，则资车，以待乏也。”所谓待乏原则就是让货等人，不要让人等货。要准备别人所没有的或想不到的，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占据制高点，占据优势。 三、诚信经商,“不求暴利”。范蠡经商,不仅善于抓住时机，并且不追求暴利。《史记》记载,范蠡“侯时转物,逐十一之利。”这是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而且薄利多销,不求暴利,细水长流,日积月累,必成大富。这是范蠡成功的秘诀之一。 四、因地制宜,多种经营。范蠡搞经济不是盲目出击,而是精心选择地点,充分发挥自然环境的优势,以求最好的经济效益。他离开越国后,来到齐,具有良好的从事生产的条件,为范蠡致富奠定了基础。在齐地,他从事农业和海上经营,到陶后,除了经营农产品还倡导多种经营。他曾向鲁国穷士猗顿传授致富经验:子欲速富,应当饲养五种牲畜。他还提倡养鱼,《齐民要术》记载的《养鱼经》传说就是范蠡所作。 五、注重质量,不图侥幸。范蠡和计然提出一套“积著之理”,就是贮存货物的原则。他说:“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重视货物质量,资金要流通,不图侥幸获利。 六、埋头苦干,劳动致富。范蠡充分利用齐地的资源和环境,带领全家人艰苦奋斗。他从越国的上将军一变而为普通的劳动者,在官为本的时代,多少人仰慕高官厚禄,而范蠡坦然改变身份,埋头苦干,劳动致富,对传统观念做出了大胆的挑战,仅此一点对后人的启迪是极其深刻的。 七、尽散其财,富好行德。范蠡经商思想中最可贵的是“富好行其德”。《史记》记载，范蠡在齐致富后，就曾“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后来经商,“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但是他把钱又分给贫穷人和远房兄弟，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范蠡富有，凭借的是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不搞官商勾结，没有假冒伪劣，他又如此慷慨地回报社会，是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慈善家。 八、陶朱公商训十二则：能识人：知人善恶，赈目不负；能用人：因财器便，任事可赖；能知机：善贮时宜，不致蚀本；能倡率：躬行以率，观感自生；能整顿：货物整齐，夺人心目；能敏捷：犹豫不决，到老无成；能接纳：礼义相交，顾客者众；能安业：弃旧迎新，商贾大病；能辩论：生财之道，开引其机；能办货：置货不拘，获利必多；能收帐：勤谨不怠，取讨自多；能还帐：多少先后，酌中而行。 Top3 儒商鼻祖——子贡 端木赐（公元前520—456年），复姓端木，字子贡，政治家，外交家，中华儒商之祖，官至鲁、卫两国之相。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孔门十哲之一，春秋末期卫国黎（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人。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相传，孔子病危时，未赶回。子贡觉得对不起老师，别人守墓三年离去，他在墓旁再守三年，共守六年。 【经商之道】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内儒外商，为富当仁。以仁为本，以和为贵。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从善如流，嫉恶如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一、善于学习。在端木赐之前，商人早就存在若干年了，但如何经商，如何做个成功的商人，从来没有贤人做个总结。端木赐拜孔子为师，为以后如何经商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孔子是儒家的鼻祖，精通“六术”，他对经商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以求利”。他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端木赐遵循老师的教导，在儒士的明“义”和商人的求“利”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打开了沟通的渠道。 二、善于沟通。子贡擅长语言表达与沟通，《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连孔子也称“赐敏贤于我”，可见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之强。如此善辩，做买卖、搞宣传、打广告、讨价还价肯定没问题了。跑业务全靠一张嘴，酒香也怕巷子深，商品好再加口才好，宣传好，生意也才能做好。 三、了解市场行情。端木赐跟着孔子周游列国时，注意了解各国货物的市场行情，为以后商业做大做强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四、重情重义，讲究诚信。史书记载子贡在终身侍奉孔子的学友子路过世以后，便承担起侍奉孔子的责任来。孔子弟子三千，而子贡有幸成为陪伴老师走完生命旅程的人。可见，他对孔子的真诚。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孔子过世三年之后，守灵的弟子们收拾行囊向子贡行揖礼道别，而子贡则回到灵地，在孔子墓旁搭起茅屋，独居守灵达三年，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要知道孔子推崇的三代之礼，父母过世，守灵也不过三年，而子贡守孝六年，不可谓不重情重义也。他这种重情重义的精神也贯彻到经商之中，坚持“义以求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求价格公道，诚信为先，展示了儒商的大家风范。 五、经营有道。子贡擅长预测市场，囤积居奇，坚持人弃我取，贱买贵卖，低入高出的经营策略，加之他能精确地料定市场行情，善于掌握各地的货物差价，及时随着市场供需情况转手而谋取利润，一致富累千金，这就是子贡的“经营诀窍”。 六、儒商的精髓：信奉儒家，修升素养，事业有成，内儒外商。子贡儒商精神：以义取利，以利济世，以和为贵，以儒兴商。儒商人格：仁爱立人，见利思义，讲信修睦，乐于施善。儒商生活：博学儒雅，亦文亦商，以商养儒，以儒促商。儒商之道：重守诚信，谋利有度，宽厚圆融，内圣外王。 Top4 智慧商祖——白圭 白圭（公元前370—300年），名丹，战国时人，出生在东周的都城洛阳，梁（魏）惠王时在魏国为相，期间施展治水才能，解除了魏都城大梁的黄河水患，后因魏政治腐败，游历了中山国和齐国后，弃政从商。 《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先秦时商业经营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其师傅为鬼谷子，相传鬼谷子得一“金书”，鬼谷子将里面的致富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世无可抵则深隐以待时”）传于白圭。 商场如战场，只有随机应变，巧用计谋，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在今天激烈的商战中，商界仍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为经典，奉“治生之祖”白圭为高人。 【经商之道】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以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乐观时变，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智”、“勇”、“仁”、“强”，诚信为本。 Top5 营国巨商——吕不韦 吕不韦（公元前292－235年），战国末期卫国著名商人，后为秦国丞相，政治家、思想家，卫国濮阳（今河南滑县）人。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故里在城南大吕街，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史记》中亦有明确记载：“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庄襄王登上王位，任秦国相邦十三年，其门客有三千人。 出身为商人的吕不韦，他开创了商人从政的历史先河，甚至说他改变了中国历史也不过分。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生意就是：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作为有史以来的最大投机家，虽然几千年过去了，但他的一生经历，对后人的影响很大；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他的权术、公关手段、自我炒作的广告宣传等做法，仍然是比较前卫的，是梦想成功的人士学习的楷模。吕不韦绝对是一个千古奇人，古今中外第一的风险投资商。 【经商之道】 敢于冒险，善于投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风险投资带来丰厚回报；助人成功，己也成功；助人贵在雪中送炭；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Top6 堪比财神——沈万三 沈万三（1330～1376年），本名富，字仲荣，世称万三，出生于平江府（苏州）长洲县东蔡村，祖籍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浙江湖州南浔）。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 【经商之道】 勤劳：每件事都要亲力亲为，力不到不为财。诚信：做生意不是一次性的。智慧：大智大勇，独具慧眼。机遇：运气。 沈万三依靠天时、地利、人和取得成功。 一、天时。沈万三生活的年代是在元末明初时期，他经商的黄金时代应该在元朝。元朝统治者，重征服，轻管理，实行“重农商、轻赋税”的政策。所以说，当时的政策是比较宽松的。至于海外贸易，元朝实行比唐宋两朝更为宽松的政策。在这个特定的时期，沈万三具有敏锐的目光，他慧眼独具，从事起商贸活动来。他的经商范围是国内国外双管齐下，在京杭大运河沿岸开设了许多“沈万三商号”，获取巨额利润。同时，他依靠宽松的海外贸易政策，带领船队往返于东南亚各地，把江南的陶器、江西的瓷器、浙江的茶叶、西北的药材以及周庄的土特产咸菜苋运到海外，同时，买回了大量的珍珠、玛瑙、象牙、红木，赚取了巨额差价，迅速暴富起来。 二、地利。沈万三的商贸成功与周庄具有很强的交通优势密不可分。唐宋以来，苏州、松江、湖州、嘉兴、杭州一带，水上交通更加便利。位于娄江尾闾的刘家港是元、明两代最大的漕粮运转基地，海外诸国也把它作为很好的交易市场。周庄坐落在急水江畔，急水江西连白蚬江，可到苏州，东通吴淞江，直达太仓，所以沈家船队可以在周庄急水江浩浩荡荡直达太仓刘家港。有的沿京杭大运河北上经商，有的向东南出海贸易。优越的交通使得沈万三奔行于内地和国外各大商贸城市之间，于是，他的“聚宝盆”里盛满了来自各地的金银财宝。 三、人和。多年的创业使得沈万三拥有了一定的资本，也拥有了一个“企业集团”。他是穷苦人出身，所以具有吃苦耐劳的良好品德，他深知创业难的道理，自然会将他的经商理念传授给手下人，于是就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企业”精神。加之，他借助于姑苏王张士诚的权势，使自己在国内外的商战之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Top7 第一富翁——伍秉鉴 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 【经商之道】 要有超前意识，尝试投资新领域。多方投资，做大蛋糕。恩威并用，驾驭身边的人。诚信，信誉是最大的财富。以质取胜，才是经商的高手。 一、“征服”贸易伙伴，广结善缘，建立友谊。当时，行商与外商的交易虽然数额巨大，但双方的贸易经营全凭口头约定，从不用书面契约。1805年，外国商号按照约定运到广州一批棉花，货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也因此亏了1万多元。有人因此认为他“天生性格谦恭顺从”，并以习惯思维揣度他面对洋商“胆小如鼠、懦弱无能”，但事实上，伍秉鉴却凭借这样的做法广结善缘，与许多洋商建立起私人的友谊，而且彼此信赖——这种相互信任在无契约基础的贸易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尤为关键的。 二、诚实、亲切、细心、慷慨的心态。一位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美国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务，欠款在身，离家多年却不能回国，伍秉鉴撕掉了借据，让他放心地回国。这份“慷慨”中还让对方感受到了他的“细心、亲切”。 三、工于心机，精明大度。有记载说，他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期票中计算出的利息，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这让当时的外商极为惊讶——这也是双方相互信任的重要基础。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对手，尽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费较高，但仍乐意与他交易。因为他在时间和质量上都有保证。 四、良好的人格魅力，多方资助，恩威并施，注重驾驭笼络。伍秉鉴在外国人眼中仍然充满人格魅力，“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被看做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当时与广州贸易往来的重要客户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大班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家借贷。伍秉鉴在拥有足够财力后，很注重驾驭笼络其他行商。1811年，伍秉鉴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他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直到十三行没落，他一直担当行商领袖，即十三行公行的总商。 Top8 商业巨族——乔致庸 乔致庸(1818―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山西祁县）人，乔家第三代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清朝末年山西晋商的代表商人。是乔家中一位出类拔萃人物，他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了大功。 【经商之道】 治商有方，并主张经商首重信，次重义，第三才是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认为：经商必须戒懒、戒骄、戒贪。 一、做生意先做人。中国有句古训：“商道即人道”。在乔致庸看来，任何生意都是人的生意，做生意首先要做人。因此，他把经商之道排列为“讲义为先，守信次之，而后方为取利”。这种经营思想在具体做法上的表现就是：宽以待人，言而有信，互帮互助，不坑客，不做假，不欺“相与”，不亏伙计。 二、诚信行天下。商场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计谋和策略的运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诚信和品质更为重要。企业的声誉是一种无形资产，良好的声誉可以给企业带来实际的经济收益，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纵观乔致庸的一生，他的所有的成功无一不和两个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诚信”。从商贸到金融，乔家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的根本原因是纵横天下的商业诚信。乔家开办之初就宣称“以勤俭诚信为本”，“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此做为经营理念，当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时，乔致庸宁愿忍受眼前利益的巨大损失，也要无偿退货换货，毁销假货，以挽回商誉。 三、注重品牌管理。乔致庸贩茶的过程中，南到武夷山，北至恰克图，在武夷山的茶砖上印下了大德兴的标记，在恰克图的货物上印下了复字号的标志，这让茶民和牧民们记住了乔致庸的深情厚意，也记住了乔家的产品。乔致庸疏通茶路的过程正是其品牌塑造的过程。大德兴茶票庄最终能够成功，和品牌的塑造也是密不可分的。在品牌的战略愿景上，乔致庸提出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宏愿；在品牌的识别上，乔致庸在茶砖上印上大大的“大”字；在品牌的核心价值上，乔致庸表现了“服务天下”的承诺；在品牌延伸上，乔致庸把丝茶生意品牌转移到了票号生意上，等等，这些举措都是现代品牌管理的先进理念。 四、知人善用。马公甫，本是复盛公字号里的小伙计，雄才大略的乔致庸识出他是个人才，在大掌柜告老后，让他当上了复盛公的大掌柜，给包头商界留下谚语：马公甫一步登天；知遇马荀，并让其做上复字号大掌柜；惩办通顺号胡麻油事件，果断的辞退了违反店规招聘伙计任用私人的通顺店掌柜顾天顺；看中卖花生米的孙茂才，高薪聘任为“市场总监”，帮助乔家摆脱危机，并最终稳住了乔家的产业；阎维藩，本是平遥蔚字号福州分庄的经理，给一个下级官吏支垫白银十万两帮其升迁，结果此人升为汉口将军，其胆识为同行所称道。后因与总号有左，辞职还乡，消息传至乔家，乔致庸慧眼识人，派儿子从半路接到乔家，待以上宾之礼，聘任阎维藩为大德恒票号总经理。等等。这些事例无不体现了乔家在用人上的眼光，那就是用人唯贤，用人所长，用人不疑。即便是自己的直系亲属不善于经营的也不用。 五、塑造企业文化。乔致庸的格言“货通天下、汇通天下”可以看成是乔家企业文化中的愿景；而“服务天下、为国为民”正是乔家企业文化当中的使命；“以义治利，诚信不失，人心不偏，公道长存”则是乔家企业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除了这些文化理念外，乔家还制定了严格制度规范来保证企业文化的落地。乔致庸自接手家业之后便立下了严格的家规，例如：学徒四年以上出师，愿在本店当伙计者，一律顶一厘身股，此后按劳绩逐年增加；分号和总号各自独立经营，独自核算，自负盈亏；再如乔家所有员工，包括东家本人必须戒五毒，戒懒、戒骄、戒贪，等等。如此这般，一共颁布了二十条店规。其中的压轴条款更创下了商规中的典范——任何时候不得与任何相与商家争做霸盘。 六、官商结合，对人脉的经营投资。乔氏为其商业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结官府。认为花钱捐官买来的只不过是死后铭碑上的殊荣，并无可骄傲之处，而花钱结识权贵则可作为经商靠山。乔氏交结权官，上至皇室亲贵，至州府县吏，四方笼络，八方疏通。光绪以来，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氏的商业在经济上有交往。庚子事变，慈禧西逃，途经山西时，乔氏大展交结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营设在其所办票号祁县大德通总号，又出借给清廷40万银两，以解清廷西逃财政拮据之急。清廷当然也是“投之以挑，报之以李”，此后对乔氏商业多加关照，又让山西巡抚丁宝铨将“福种琅环”匾赐乔氏，乔氏商业也得以借此大壮声威，扩大了影响。 Top9 红顶商人——胡雪岩 胡雪岩（1823-1885年），清代红顶商人，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商界名人，幼名顺官，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城“仁德钱庄”做跑街，后因擅自借钱给官兵被开除后在湖州买卖粮食为生，后在杭州设银号，又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是当时的“中国首富”。并开办了胡庆馀堂中药店，留传至今。 【经商之道】 五字商训：天、地、人、神、鬼。天为先天之智，是经商之本；地为后天修为，靠诚信立身；人为仁义，懂取舍，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神为勇强，遇事果敢，敢闯敢干；鬼为心机，手法活络，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胡雪岩的成功，在于其独树一帜并自成体系的经商之道，可以归结为“信、义、勇、势、人”五个字。 Top10 一代钱王——王炽 王炽(1836～1903年),字兴斋，汉族，弥勒县虹溪人。青年时斗殴杀死表兄姜庚逃至四川重庆，与旅渝滇商合营“天顺祥”商号，来往川滇互贸。资本主义在西方已兴起，生活在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的他抓住全国商品经济萌动的态势，投巨资于刚兴起的银行票据汇兑行业，以昆明“同庆丰”钱庄为龙头，在当时全国22个行省中的15个行省及香港、越南、马来西亚设立分行，数年经营，成为滇中富商。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红顶商人”，晚清名臣李鸿章曾称其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经商之道】 重德重义，以德经商，对“商道”有着独到的领悟：“说我，羞我，辱我，骂我，毁我，欺我，骗我，害我，我将何以处之？容他，凭他，随他，尽他，让他，由他，任他，帮他，再过几年看他……” 经营上不固步自封，善于借鉴世界先进经验，为强国奋争。 一、以德为根，以质为本。王炽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晚清时代，官场混乱，商场更是复杂，官商勾结、商匪串通一气。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中做人做事，十分困难。能够在商场中真正的老老实实做生意，已经是实在不容易了，想把生意做大就更困难了。但是，王炽不管面临什么困难和压力，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以德为根，以质为本。”的为商价值观，最后，他不仅在商场站稳了脚跟，而且还把生意越做越红火，使他自己在中国商业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绝对质量。他对自己货品质量绝对负责，对客户“诚实忠诚”。他的理念是做生意当然要赚钱，但是决对不赚昧着良心的钱。以德为本。王炽深刻理解古语所讲的：“善人者，人亦善之”，“爱人者，人亦爱之”，“洁身者友谈，忠厚者路宽”的道理。他在当时混乱的商场中始终坚持着这样的原则：“让利于顾客的事情干，让利于合作者的事情干，让利于工友和股东的事干，有利于社会的事情干；损人利己的事情不干，扰民的事情不干，恶性竞争的事不干。在待人上，对工友之事尽力去办，时刻把自己处于员工之中，对员工以诚对待，无微不至的关怀。 二、以财聚才，以才取财。王炽之所以能够建立如此巨大的事业，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十分注意广结善缘，广结关系网，广交天下朋友，从而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自然广博天下财。作为商人，王炽是深知“以欲从人”之秒计，他招揽人才的手腕，除了以诚相待、信则不凝、用之不拘一格之外，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以财聚才，以才取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