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瓦拉 切·格瓦拉叛逆、张狂的形象深受全世界愤青的推崇，他也代表着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和全球流行文化的标志。然而就是被世人崇拜的这么一个人，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嗜杀成性？ 切格瓦拉最后的日记写了什么 像《玻利维亚日记》（The Bolivian Diary）中的许多日记一样，这一篇日记也以日记写作时的海拔高度来结束:“海拔高度=2000米”是这一篇日记的最后一行。这似乎是一个平静的结束，一个常规的结束，一个来日方长的结束，一个还没有结束的结束。但是，这事实上是一个真正的结束，因为这一篇日记的最后一行也是整个《玻利维亚日记》的最后一行。这“2000米”是格瓦拉最后一次测到并且记下的自己在地球上的“海拔高度”。 格瓦拉《玻利维亚日记》的最后一行也成为了格瓦拉勤于记述的一生留下的最后一行。他自己在第二天的中午就应该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与那永远不会结束的黑暗只相隔一个夜晚了。那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夜晚?117天以前，格瓦拉在6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我39岁了。我不可避免地接近了需要认真考虑自己作为游击队员的前途的年纪。”但是毫无疑问，直到写下一生中最后一行文字的时候，直到他的前途即将被黑暗吞没的时候，这个从国际舞台的中心走向丛林深处的游击队员也没有来得及去“认真考虑”自己的前途。 《玻利维亚日记》中的最后一篇日记同样以极为平静的语气开始:“我们这支游击武装创建11个月的纪念日在一种田园似的（bucolic）情绪中过去，没有复杂的情况发生……”在这句话里，关于“情绪”的形容词也许是体会格瓦拉在游击生涯的最后阶段的复杂情绪的关键。但是，这个字本身很难体会。我含混的翻译似乎掩盖了也许的确在格瓦拉的情绪中出没过的那一点点沮丧。格瓦拉也许的确有一点点沮丧，尽管他显然并不知道他正在写下的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日记。这才是1967年的10月7日啊。他离他的40岁生日还有247天啊。 《玻利维亚日记》从格瓦拉进入玻利维亚中部山区的第一天（即1966年11月7日）开始，记录了格瓦拉一生之中最后一段游击队员生涯的全过程。塞在背包里的日记本与身负重伤的格瓦拉一起被捕。这特殊的经历使他的敌人有幸成为这部日记的第一批读者。这第一批读者的特权使他们读到了日记的“足本”，尽管受过严格医学训练的格瓦拉的手迹“职业性地”极难辨认。这第一批读者的另一个特权自然是他们可以让其他读者读不到这部日记或者读到的只是这部日记的“节本”。 没有人知道日记的复印件是怎样被偷运出玻利维亚，回到它的“祖国的怀抱”的。它的第一个“权威版本”于1968年在古巴出版。它的英文、法文、德文及意大利文版本也几乎同时在西方世界出版。这个“权威版本”只是一个“节本”，因为其中有在1967年1月到7月之间的13篇日记的缺省。当时的玻利维亚政府显然对这13篇日记施行了特别的保安措施。 在他已经写下的文字里，最让人揪心的也许是他对世俗生活最单纯的眷恋。这种眷恋出现在好几篇日记的第一句话之中。这个在丛林里为“星星之火”殚精竭虑的革命家对“日子”或者说对时间的流逝仍然保留着世俗的感觉。他在那几篇日记的开始想到了他的亲人。2月11日的日记以“老头子的生日:67。”开始，他想到了他的父亲;2月15日的日记以“希尔迪达的生日:11。”开始，他想到了他的长女;2月18日的日记以“约瑟菲娜的生日:33。”开始，他想起了他的妻子;2月24日的日记以“恩内斯迪柯的生日:2。”开始，他想起了他的幼子;5月18日的日记以“罗伯特和胡安·马丁。”开始，他想起了他的两个兄弟;6月14日的日记以“西丽塔:4?”开始，他想起了他的幼女，尽管他已经不太肯定她的确切年龄。6月21日的日记以“老太太。”开始，他想起了他的母亲。 但是，他只是记下了他对“事实”的记忆，却没有记下任何关于这种记忆或者对于那些事实的感叹。这个多次在丛林中迷失方向的人却从来没有在日记中走失过一次。他从来没有在日记中给“过去”腾出过任何的空间:一个段落，一个句子或者哪怕是一个词语。他没有一次回过头去光顾他作为革命者的历史功绩，作为政治家的国际影响以及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特权和待遇。除了在那少数特定的日子让他的家庭成员一闪而过之外，他似乎是忘记了那个他辉煌地获得并且拥有的世界。他关心的只是“猪油是我们剩下的唯一食物了”（5月9日）以及“哮喘猛烈地袭击我，而少得可怜的镇静剂已经用完了”（7月27日）等等紧迫的事件。他全心全意地生活在“现在”;他完全彻底地生活在“现在”。这也许就是“最完美”的意思，因为这迫在眉睫的“现在”既是他正在面对的最残酷的现实，又是他一直追求的最崇高的理想。 切格瓦拉大屠杀：孕妇也不放过 很多人为格瓦拉的死亡迷醉，那圣人般的最后一瞥，让他迅速成为60年代青年人的偶像。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死亡，正是格瓦拉的独特嗜好。 “他的做法就是在最危险的境地里，用最冒险的方法解决问题……”，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这样评价他的老搭档。如果缺少格瓦拉自己写下的日记，我们现在就很难看到一个走下神坛的格瓦拉。 1967年4月，在和别人谈论作战经验的时候，格瓦拉将他的经验总结为：“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格瓦拉在他的早期著述中也体现了这一思想。在他的《摩托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觉得我的鼻孔在不停的扩张，因为它闻到了火药的强烈味道和敌人的身体散发出的血腥味。” 在其他时候，这个年轻的革命者更是分不清普通的死亡和殉难之间的轻重。1954年格瓦拉在危地马拉写了一封信给母亲，当时，他们亲眼看到革命政府被推翻。格瓦拉在信中叙述：“这真是太有趣了，我看到炸弹，然后是一场场的演讲。这里有太多好玩的事为我平淡的生活带来了乐子……” 人们发现一张格瓦拉在1957年写下的工作部署，这时的格瓦拉和卡斯特罗正从墨西哥转移到古巴。格瓦拉写到：“这里是古巴丛林，我们生龙活虎地战斗着，我们渴望的是敌人的鲜血。格瓦拉认为对敌人绝不能手软，一定要用酷刑。” 1957年格瓦拉枪杀了一个游击队员欧蒂米奥，因为他怀疑欧蒂米奥向敌人透露信息。“我用32口径的手枪解决了这个麻烦，就站在他脑袋的右边……现在，他的一切都是我的了。”杀完人后，格瓦拉如是说。 然后，他又把枪对准一个乡下人，只因为他为欧蒂米奥求情。在完成这一切后，他在寄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得承认，爸爸，在那一刻，我发现我真的喜欢杀戮。” 格瓦拉还非常残酷地对待那些不是敌人的敌人，当一个17岁的童军被押到格瓦拉面前时，格瓦拉没有丝毫犹豫地枪杀了他，美国裔古巴作家Fontova在《探寻真实的格瓦拉》一书中叙述了这件事：尽管这个孩子一再求饶，述说自己是一个寡妇的独子，手上从未沾染过鲜血，参加巴蒂斯塔的军队也只是为了那份饷金，好每个月寄给自己的母亲。 一些新的著作披露，在反对巴蒂斯塔的战斗胜利后，格瓦拉的部队开进哈瓦那，他策划处死以及放纵私刑致死的人就有12个。这些人中包括证据确凿的敌人，嫌疑人，以及一些不该在错误时间在那个地方出现的无辜的人。 格瓦拉在1959年最初的几个月的大屠杀有的与复仇和正义都没有关系，而是理性而冷血的行为。这似乎是他对保护革命成果的一种认识——为了防范复辟。他看到过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被推翻，他认为阿本斯的错误在于没有及时处死他潜在的敌人。 在巴蒂斯塔政权垮台后，卡斯特罗让格瓦拉掌管卡瓦尼亚堡监狱。格瓦拉命令他的手下给所有的人定罪，“要用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铲除敌人。” Fontova还得到了当时卡瓦尼亚堡监狱牧师沙勿略的证词。沙勿略作为当时安抚这些死囚的牧师，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那里大概有800个死囚，他们挤在只能容下300个人的房间里。这些人是前巴蒂斯塔政府的宪兵和警察，也有的人是记者，以及少部分的商人……切·格瓦拉负责上诉法庭的工作，但是，他从来都是维持原判——死刑。”“我在5月就离开了，就我看到的而言，他们处死了55个人……我们称他为屠夫，因为他喜欢杀人……” 1959年年初，一位名叫斯台芬的罗马尼亚记者有幸拜见格瓦拉，会见的地点即在卡瓦尼亚堡监狱的格瓦拉办公室里。斯台芬准时到达，正好听见格瓦拉向他的执刑队下达命令“Fuego”，一个人抽搐着倒下。这位受到刺激的记者立刻离开，并为此写下一首诗歌 ，题目是：《我不再歌唱切》。据记载，在这次屠杀中，共有600多人丧生。 两个研究格瓦拉文稿的研究员发现了一份前革命军指挥官吉米·科斯塔的证词。他说很多死刑的命令都是格瓦拉的意思。格瓦拉一直坚持“如果有疑点，干掉他”。甚至在胜利前夕，格瓦拉还命令他的纵队在古巴中部处死了24个嫌疑人。 1959年9月，格瓦拉便不再在卡瓦尼亚堡监狱任职，但他所建立的审判系统却一直在有效地运行。1961年4月17日，一位名叫阿米莉娅的女青年被当作反革命者处死。圣诞前夜，一名身怀六甲的妇女被处死。据记录共有219名妇女经过审判被处死，其余被处死的妇女则未经审判。在这些被处死的人中还有两名修女。 格瓦拉是检察院的首脑，但很多死刑却未经审判。一名叫帕德罗的古巴军队上尉被法庭裁决为无罪，最终还是在格瓦拉的要求下被执行死刑。格瓦拉的一个亲信，检察官费纳多这样解释这一行为，他说：“我们把死刑作为社会预防的一种手段。” 《探寻真实的格瓦拉》引用的资料认为，1961年，杀戳也不仅仅限于卡瓦尼亚堡监狱以及数十个与之相似的官方死刑场。军队、警察在街头搜索着他们的目标。在6400万古巴人中，有30万人被投入监狱。不过，书中未注明上述数据的来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