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3年“严打”时期：强奸犯被执行枪决 念到这里时，邓小平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态度非常坚决。他系统地谈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步骤和措施。 从1983年7月开始，根据邓小平的重要决策，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部署开展为期3年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 为什么要发动这场“严打”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很好。为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党中央提出综合治理的方针。各级政法公安机关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协同有关部门，依靠人民群众，在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工作中，依法惩处了一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做了大量教育、感化、挽救失足者的工作，有些地方一个时期社会治安情况有所好转。但是，社会治安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好。许多地方流氓团伙，横行城乡，危害很大，他们打家劫舍，拦路抢劫，强奸轮奸妇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由于种种原因打打停停，威力不够，以致有些地方还处于“坏人不怕法，好人怕坏人”的不正常状况。1983年上半年，连续发生了多起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突出的是“二王”抢劫杀人案和卓长仁劫机案。1983年2月12日下午，沈阳市突发“二王”抢劫杀人案件。王宗坊、王宗玮兄弟是沈阳市人。他们抢劫枪支，持枪行凶，开枪打死4人、打伤3人后向南逃窜。一路昼伏夜出，流窜河北、湖南、湖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继续盗窃枪支，持枪行凶，先后又打死5人，打伤6人。“二王”行踪诡秘，使得部分地方空气紧张，群众提心吊胆。中央决定开展“严打”斗争以后，9月18日，“二王”窜匿于江西省广昌县山中，被我军警民包围击毙。 1983年5月5日，从辽宁省沈阳桃仙机场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296号班机，在大连至山东黄县上空被暴徒劫持至韩国，两名机组人员被打伤。劫机犯共6人：卓长仁、姜洪军、安卫建、王彦大、吴云飞、高东平（女）。事后查明，卓长仁等人从1982年年底开始策划，其间经过网罗同伙、骗盗手枪、练习打靶、试探机场情况等行动步骤，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卓长仁等人从韩国到了台湾。几年后卓长仁又作恶，因犯杀人罪被台湾当局判处死刑）。 据统计，1983年1月至5月，全国共发生杀人、伤害、爆炸、强奸、轮奸、重大盗窃等重大特大案件2.5万起。京、津、沪等18个大城市的发案率呈上升趋势。刑事犯罪分子的猖狂破坏活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很大的危害，影响社会安定，破坏经济建设。 面对这种社会局面，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在中央顶层酝酿决策，“严打”斗争的序幕即将拉开。 1983年7月16日，在北戴河。刘复之和副部长李广祥听取了河北省副省长、政法委副书记王东宁，省公安厅厅长刘刚的汇报。他们强烈反映，当前社会治安不好，流氓团伙破坏活动严重。他们举例说，唐山市有一个流氓团伙，多次手持菜刀，抢劫行人财物，侮辱妇女，人称“菜刀队”，群众又怕又恨。政法机关认识不一致，这伙歹徒还逍遥法外。 1983年7月19日上午，刘复之应约前往邓小平住处谈话。彭真、张洁清在座。邓小平从过道走进客厅。身穿草绿色军便服，拿着公安部的报告，开门见山地说：公安部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我跟耀邦等同志谈过，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快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我说，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问题是下不了手！ 邓小平翻开公安部的报告，边念边说：文章主要是这一段，你们说，加强侦察破案，严厉打击现行犯罪活动，已通知各地，暑期旅游旺季也是犯罪活动的旺季，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责任制。 念到这里时，邓小平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态度非常坚决。他系统地谈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步骤和措施。 邓小平说，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对经济犯罪活动是这样，对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也是这样。接着，又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市，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像彭真同志讲的，找老民警当顾问，调查调查，情况就清楚了，就可以组织战役了。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 停了一会，邓小平接着说，最近有的城市抓了一批犯罪分子，形势有好转。当然，这还只是一时的现象。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看你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气势还会长上来。 接着，他非常严肃地说，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在劳改劳教中继续传授犯罪技术的惯犯，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1975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四人帮”说不行。我说凡是帮派分子，有一个调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三百六十五个。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采取这样的办法不行。 最后，邓小平严厉地指出：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彭真完全赞同邓小平的意见，表示，这个决心下得好，坚决贯彻这个决策，问题就好解决了，能够从根本上扭转软弱涣散的被动局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