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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朱光潜（1897年-1986年），笔名孟实、盟石，安徽桐城人，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编着有《文艺心理学》、《克罗齐哲学述评》、《西方美学史》等，并翻译了《歌德谈话录》、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G.E.莱辛的《拉奥孔》等作品。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朱氏自幼接受父亲朱子香严格的私塾教育，十五岁开始就读于孔城高小[现今孔城镇桐乡书院内]，熟读古文及唐、宋诗奠定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半年后考入桐城中学,在桐城中学朱氏弃时文而从古文，受到国文教师潘季熏陶对中国旧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朱氏进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习。入学后很快有考取了当时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派送生资格，于民国七年1918年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就读于香港大学，学习了英国语言与文学、教育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课程，奠定了其一生参与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期间受胡适五四白话文学运动影响，毅然决定放弃古文和文言文，改写白话文，不久即用白话文发表了其美学研究的处女作《无言之美》。 香港大学毕业后，经同班好友高觉敷介绍结识了吴淞中国公学的校长张东荪,并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夏到该校中学部教习英文课程，兼校刊《旬刊》的主编。江浙战争中吴淞中国公学关闭，随即到浙江白马湖春晖中学教书，因而结识朱自清、匡互生、夏丏尊、丰子恺、叶圣陶等好友。后来决定离开春晖中学到上海刚成立立达学园，提出教育独立自由的宣言，并一方面筹办开明书局（出版作品皆以中学生为对象的出版社）和杂志《一般》。 留学英法 1925年，考取公费留英，到爱丁堡大学选修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等，毕业后至伦敦大学学院听莎士比亚课程，同时又在巴黎大学注册，对研究西方哲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产生浓厚兴趣。期间受巴黎大学文学院长德拉库瓦教授所讲授的艺术心理学启发，起念写下了《文艺心理学》。后又就读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并于1933年获得斯特拉斯堡大学博士学位，同时完成了其着作《悲剧心理学》。在欧洲留学期间，朱氏经常由于公费不发，经济拮据，只得靠稿费维持生活。朱氏为开明书局的《一般》撰稿，曾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该书反应了当时一些青年的心理状况，畅销全国。接着《文艺心理学》及其缩写本《谈美》、《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局）、《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及译着的《美学原理》陆续问世。期间朱氏的《诗论》也形成了初稿，还在罗素的影响下写过一部讲述符号逻辑派别的书（交于商务印书馆，后在抗日战争中遭焚毁）。 返国任教 国民政府时期 1933年回国，经好友徐中舒介绍给当时的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委聘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除教授西方名着选读和文学批评史以外，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清华大学的中文系研究班讲授《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后又应留法结识的好友徐悲鸿邀请到中央艺术学院教授了一年的《文艺心理学》。当时正值京派文艺和海派文艺对垒。京派于新月时期最盛，却在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后日渐衰落。胡适、杨振声等人想重振京派，便组织朱光潜、沈从文、周作人、林徽因等人组成编委会，筹办《文学杂志》。朱光潜时任主编，朱自清、闻一多、冯志、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常为杂志撰稿。抗日战争期间，朱光潜应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张颐，约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后由于武汉大学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朱氏留居中国大陆，此后一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居住于燕东园27号。其美学思想曾数度遭受批判，文化大革命时被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抄家、斗争，并被剥夺执译者的权利。1976年文革结束后，朱光潜被恢复教授职务。此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积极翻译各类外文名着，撰写文稿，发表演讲及指导研究生。1983年3月，他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一开始他就声明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此作为他对自己后半生的思想定位。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他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人物逝世 1984年夏朱光潜由于多年工作过于疲累，罹患疲劳综合症，出现脑血栓，尽管健康状况大为转差，他仍旧勤于执笔写作。在朱氏逝世的前3天，他趁自己神志仍有稍许清醒，乘家人不防，竟艰难地沿梯独自悄悄向楼上书房爬去，家人发现急来劝阻，他嗫嚅地说，要赶在死前把《新科学》的注释部分完成。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 咬文嚼字朱光潜 咬文嚼字 作者：朱光潜 郭沫若先生的剧本里婵娟骂宋玉说：“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上演时他自己在台下听，嫌这话不够味，想在“没有骨气的”下面加“无耻的”三个字。一位演员提醒他把“是”改为“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就够味了。他觉得这字改得很恰当。他研究这两种语法的强弱不同，“你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叙述语，没有更多的意义，有时或许竟会“不是”；“你这什么”便是坚决的判断，而且还必须有附带语省略去了。根据这种见解，他把另一文里“你有革命家的风度”一句话改为“你这革命家的风度”。 这是炼字的好例，我们不妨借此把炼字的道理研究一番。那位演员把“是”改为“这”，确实改的好，不过郭先生如果记得《水浒》，就会明白一般民众骂人，都用“你这什么”式的语法。石秀骂梁中书说：“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杨雄醉骂潘巧云说：“你这贱人！你这淫妇！你这你这大虫口里倒涎！你这你这……”一口气就骂了六个“你这”。看看这些实例，“你这什么”倒不仅是“坚决的判断”，而是带有极端憎恶的惊叹语，表现着强烈的情感。“你是什么”便只是不带情感的判断。纵有情感也不能在文字本身上见出来。不过它也不一定就是“单纯的叙述语，没有更多的含义”。《红楼梦》里茗烟骂金荣说：“你是个好小子出来动一动你茗大爷！”这里“你是”含有假定语气，也带“你不是”一点讥刺的意味。如果改成“你这好小子！”神情就完全不对了。从此可知“你这”式语法并非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比“你是”式语法都来得更有力。其次，郭先生援例把“你有革命家的风度” 改为“你这革命家的风度”，似乎改得并不很妥。“你这”式语法大半表示深恶痛嫉，在赞美时便不适宜。二、“是”在逻辑上是连接词，相当于等号。“有”的性质完全不同，在“你有革命家的风度”一句中，风度是动词的宾词。在“你这革命家的风度”中，风度便变成主词和“你（的）”平行。根本不成一句话。 这番话不免罗嗦，但是我们原在咬文嚼字，非这样锱铢必较不可。咬文嚼字有时是一个坏习惯，所以这个成语的含义通常不很好。但是在文学，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文学藉文字表现思想情感，文字上面有含糊，就显得思想还没有透彻，情感还没有凝炼。咬文嚼字，在表面上象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实际上就是调整思想和情感。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例如《史记》李广射虎一段： “李广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更复射，终不能入石矣” 这本是一段好文章，王若虚在《史记辨惑》里说它“凡多三石字”，当改为： “以为虎而射之，没镞，既知其为石，因更复射，终不能入”。 或改为“尝见草中有虎，射之，没镞，视之，石也”。在表面上似乎改得简洁些，却实在远不如原文，见“草中石，以为虎”并非“见草中有虎”原文“视之，石也”，有发现错误而惊讶的意味，改为“既知其为石”便失去这意味。原文“终不能复入石矣”有失望而放弃得很斩截的意味，改为“终不能入”便觉索然无味。这种分别，稍有文字敏感的人细心玩索一番，自会明白。 一般人根本不了解文字和情感的密切关系，以为更改一两个字不过是要文字顺畅些或是漂亮些。其实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姑举一个人人皆知的实例，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为“敲”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于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得好听一点，都说“推敲”。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 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假如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频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 无论是阅读或是写作，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字有直指的意义，有联想的意义。比如说“烟”，它的直指的意义见过燃烧体冒烟的人都会明白。只是它的联想的意义远离不易捉摸，它可以联想到燃烧弹，鸦片烟榻，庙里焚香，“一川烟水”“杨柳万条烟”“烟光凝而暮山紫”“蓝田日暖玉生烟”——种种境界。直指的意义载在字典，有如月轮，明显而确实;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上所累积的种种关系。有如轮外月晕，晕外霞光。其浓淡大小随人随时随地而各各不同，变化莫测。科学的文字越限于直指的意义就越精确，文学的文字有时却必须顾到联想的意义，尤其是在诗方面。直指的意义易用，联想的意义却难用，因为前者是固定的后者是游离的，前者偏于类型后者偏于个性。既是游离的个别的他就不易控制。而且它可以使意蕴丰富，也可以使意义含糊甚至支离。比如说苏东坡的“惠山烹小龙团”诗里三四两句“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天上小团月”是由“小龙团”茶联想起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关联，原文就简直不通。如果你不了解明月照着泉水和清茶泡在泉水里那一点共同的情沁肺腑的意味，也就失去原文的妙处。这两句诗的妙处就在不即不离若隐若约之中。它比用“惠山泉水泡小龙团茶”一句话来得较丰富，也来得较含混有蕴藉。难处就在于含混中显得丰富，由“独携小龙团，来试惠山泉”变成“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这是点铁成金，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这一点生发上面。 这是一个善用联想意义的例子，联想意义也是最易误用而生流弊。联想起于习惯，习惯老是喜欢走熟路，熟路抵抗力最低引诱性最大，一人走过人人就都跟着走，越走就越平滑俗滥。没有一点新奇的意味。字被人用得太滥也是如此。从前作诗文的人都依*“文料触机”，“幼学琼林”“事类统编”之类书籍。要找词藻典故，都到那里去乞灵。美人都是“柳腰桃面”“王嫱西施”，才子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谈风景必是“春花秋月”，叙离别不外“柳岸灞桥，做买卖都有“端木遗风”，到现在用铅字排印数籍还是“付梓”“杀青”。象这样例子举不胜举。他们是从前人所谓“套语”，我们所谓“滥调”。一件事物发生时立即使你联想到一些套语滥调，而你也就安于套语滥调，毫不斟酌地使用它们，并且自鸣得意。这就是近代文艺心理学家所说的“套版反应”（stock response）。一个人的心理习惯如果老是倾向于套板反应，他就根本与文艺无缘。因为就作者说，“套版反应”和创造的动机是仇敌；就读者说，它引不起新鲜而真切的情趣。一个作者在用字用词上离不掉“套版反应”，在运思布局上面，甚至在整个人生态度方面也就难免如此。不过习惯力量的深度常非我们的意料所及。沿着习惯去做总比新创更省力，人生来有惰性。常使我们不知不觉的一滑就滑到“套板反应”里去。你如果随便在报章杂志或是尺牍宣言里面挑一段文章来分析，你就会发现那里面的思想情感和语言大半都由“套板反应”起来的。韩愈谈他自己做古文“惟陈言之务去”。这是一句最紧要的教训。语言跟着思维情感走，你不肯用俗滥的语言自然也就不肯用俗滥的思想情感；你遇事就会朝深一层去想，你的文章也就是真正是“作”出来的，不致落入下乘。 以上只是随便举实例说明咬文嚼字的道理，例子举不尽道理也说不完。我希望读者从这粗枝大业的讨论中，可以领略运用文字所应有的谨严精神。本着这个精神，他随处留心玩索，无论是阅读或写作，就会逐渐养成创作和欣赏都必须的好习惯。它不能懒不能粗心，不能受一时兴会所生的幻觉迷惑而轻易自满。文学是艰苦的事，只有刻苦自励推陈翻新，时时求思想情感和语文的精炼与吻合，你才会逐渐达到艺术的完美。 人物评价 朱光潜视野开阔，对中西文化都有很高的造诣。在他的700万字的论着和译着（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全集，共20卷）中，对中国文化作了深入研究，对西方美学思想作了介绍和评论，融贯中西，创造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在我国美学教学和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我国文学史和美学发展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近代继王国维后的一代美学宗师，并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 朱氏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并致力于美学研究、美学教学，治学态度认真，介绍、翻译、论着美学的着述极为丰富，多达六百余万字，开拓了中国美学研究的新领域。《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最重要的一部着作，也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美学史着作，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代表了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对黑格尔《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崇高声誉。他的数量众多的译着和译文为中国的美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