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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丁汝昌（1836年11月18日-1895年2月12日），别名丁先达、丁禹廷，清末北洋海军提督，是抗击日本的民族英雄。丁汝昌任职期间曾参与镇压捻军；出兵朝鲜，使日本干涉朝鲜计划落空。甲午中日战争威海卫之战中，被炮火所伤，但仍坚持坐在舰内的过道中鼓励士气，“镇远”舰入港时触礁受伤，旅顺陷落后，丁汝昌又被革职，后被诬陷“通敌误国”，威海战败后，丁汝昌服鸦片自杀，以谢国人，北洋海军至此全军覆没。 人物生平 咸丰末年，丁汝昌家迁巢县高林乡郎中村（今安徽巢湖市高林镇汪郎中村），丁汝昌的父亲丁灿勋，以务农为生，生活贫苦。丁汝昌幼年曾入私塾读了三年书，因家境贫穷，自十岁起失学，出外帮人放牛、放鸭、摆渡船等，以补贴家用。十四、五岁时，被父亲送到同族伯父的豆腐店学徒。 咸丰元年（1851年），庐江一带发生严重灾荒，丁汝昌父母先后病故。 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太平军占领庐江，丁汝昌参加太平军。后随太平军驻扎安庆，成为程学启的部下。 1879年（清光绪五年），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也属洋务运动代表人之一。 1881年1月，率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带清政府在英订购的“超勇”和“扬威”巡洋舰回国。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出任北洋海军提督。在任职期间对北洋海军和北洋海防的建设呕心沥血，严于律己，但整肃军纪不够严厉，并且对李鸿章言听计随，北洋海军在其领导下，俨然为李氏家军。 1891年，率舰队访问日本。鉴于日本海军的发展，回国后曾陈请清政府再购新舰，增强北洋海军实力,以防外患，未被采纳。 1894年7月丰岛海战后，命令加强各舰防护，以备再战。9月中旬,奉命率北洋舰队主力护送运兵船队赴大东沟,17日准备返航时发现日本舰队，即令舰队起锚迎敌。由于舰队的航速不同，导致迎战敌队时阵型严重脱节，加之负伤后中断指挥，北洋舰队遭受重创，被革职留任。 1895年1月30日～2月11日，在威海卫之战中，指挥北洋舰队抗击日军围攻，但因为未得到上级命令，无奈港内待援，没有主动出击，致北洋海军陷入绝境。弹尽粮绝后又无援军来援的希望，在拒绝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的劝降和北洋海军洋员瑞乃尔等的逼降之后，对清政府已绝望，服鸦片自尽以谢国人。 淮军将领 咸丰十一年（1861年），安庆被湘军围困危急，身为太平军陈玉成部下的程学启，深夜率丁汝昌等300余人翻越城墙，向集贤关湘军训导曾贞干投降。湘军将领曾国荃对这批降军存有疑虑，每逢战斗，必令他们居于前列，七月十三日，程学启、丁汝昌作为前导，攻破安庆北大门外的太平军营垒3座，断绝了安庆北面的交通，使守城的太平军处境更加艰难，八月一日，曾国荃指挥程学启、丁汝昌等攻占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莱以下1.6万人全部战死。战后，程学启升任游击，赏戴花翎，充当开字营营官，丁汝昌升任千总，充当开字营哨官。 当时因上海士绅请求，曾国藩命令李鸿章组建淮军，支援上海，并将大都由安徽人组成的，程学启的开字营拨归李鸿章指挥。同治元年（1862年），程学启、丁汝昌等随李鸿章乘轮船前往上海。八月，配合刘铭传铭字营与太平军战于四江口，刘铭传见丁汝昌作战英勇，请李鸿章把丁汝昌调入铭字营，仍充哨官，统领亲兵100人。旋改统领马队，升任营官，授参将。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败亡。曾国藩北上督师剿捻，由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办理后勤。丁汝昌升为副将，统先锋马队3营，随刘铭传北上，与捻军作战。七年（1868年），东捻军失败，丁汝昌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决定裁军节饷，刘铭传拟裁去丁汝昌部马队3营，丁汝昌致书抗议，刘铭传怒其不执行命令，欲杀之。丁汝昌闻讯，驰归故乡巢县，得免杀身之祸。 同年，发生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清政府展开海防大筹议，李鸿章力主购买铁甲舰，办理海军。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李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 丁汝昌罢职归田，闷闷不乐，其妻魏氏，是湖北钟祥人，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有见识的女子。她安慰丁汝昌：“家有薄田数亩，足以饱腹，大丈夫建功立业，自有时也，姑待之”。家居数年，丁汝昌时常想到李鸿章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姑前往天津投靠。李鸿章素知丁汝昌“才略武勇”，就对他说：“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矣。尔宜与之分道扬镳！今吾欲立海军，乏人统率，……当以此任相属。”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指挥西征收复新疆的战事，因素知丁汝昌作战英勇，奏请发往甘肃差遣。李鸿章不愿丁汝昌西行，便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由，把他留在天津。 黄海大海战 1894年初，丁汝昌获尚书衔（尚书相当于今天政府中的部长）。5月，朝鲜爆发农民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派兵前往助剿。日本政府援引《天津条约》，也派兵赴朝鲜，蓄意要挑起战争。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运兵船队；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由于入朝日军不断增多，清政府决定再度增调兵力赴朝作战。1894年9月16日，丁汝昌奉命率北洋舰队护送援军由大连湾驶往鸭绿江口登陆；并于次日上午返航。 中午11时30分，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联合舰队自西南方向驶来，一场海上恶战迫在眉睫。丁汝昌立即命令北洋舰队由返航时的犄角鱼贯小队阵（或称夹缝鱼贯小队阵）改为犄角雁行小队阵”（或称夹缝雁行小队阵）[注：这个阵型也就是丁汝昌在报告中所说的“夹缝鱼贯阵”]迎敌，同时他还向全舰队发出三条作战训令： （一） 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 （二） 始终以舰艏向敌，即保持位置，而为基本战术。 （三） 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 由于时间紧迫，北洋舰队迎战时的队形未能形成犄角雁行小队阵，实际接战时的队形类似于“燕翦阵”，至于后人所说的人字阵、后翼梯阵、突梯阵、楔形阵、V形阵都不过是一种近似的形象说法。而日本联合舰队的12艘军舰则分列为两个战术分队：以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四舰作为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余八舰作为本队，以但纵队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此时，两支舰队所处的黄海大东沟海面风平浪静，死一般的沉寂令人毛骨悚然，惟有军舰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在向上升腾。在双方舰队相距12公里时，日本联合舰队向左稍稍变换航向，向北洋舰队的右翼扑去。12时50分，双方相距5330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305毫米口径的前主炮一声怒吼，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世界近代史上规模罕见的中日黄海大海战就此打响了。 海战开始，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舰长）刘步蟾为总指挥。不久，日舰炮火击毁了“定远”号上的信旗装置，北洋舰队遂失去了统一的战场指挥。而日军第一游击队则高速扑向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超勇”号和“扬威”号，将该二舰击沉。日本联合舰队的两个战术分队分别向左后、右后方作转向，对北洋舰队实施穿插和包抄，使北洋舰队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势之中。17时 40分，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海上残酷大绞杀宣告结束。 威海卫之战 光绪五年（1879年），清政府从英国订购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艘军舰来华，北洋军舰日渐增多，李鸿章奏准将丁汝昌留北洋海防差遣，派充炮船督操。六年（1880年），李鸿章奏派丁汝昌率林泰曾、邓世昌等赴英接收订购的“超勇”、“扬威”号巡洋舰。在英期间，丁汝昌觐见了英国女王，拜访了英国海军司令和高级军官，并与当时一些著名的军舰设计师会面，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借赴英的机会，丁汝昌特意绕道德国，参观了建造中的“定远”舰。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京城爆发壬午兵变，国内局势大乱，日本政府决定借机出兵朝鲜。清政府派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等舰开赴朝鲜，用以观察局势和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六月二十六日，丁汝昌与候选道马建忠离开烟台，率舰队抵达朝鲜仁川，日本海军舰队已先期到达。丁汝昌决定“以软禁祸首李昰应为先着”，遂乘“威远”回天津请兵。七月初七日，丁汝昌率“威远”、“日新”、“泰安”、“镇东”、“拱北”等船舰，载运淮军吴长庆部2000余人往朝鲜登陆，十三日，丁汝昌与吴长庆、马建忠等设计擒获朝鲜太上皇李昰应，押往天津软禁，使日本干涉朝鲜的计划落空。八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上奏，称记名提督新授天津镇总兵西林巴图鲁丁汝昌，久历戎行，才明识定，前往英国督带快船回华，创练水师，讲求西法，能耐劳苦，此次扬威域外，足张国体。清政府赏丁汝昌穿黄马褂。 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德国订造的“定远号战列舰”、“镇远”、“济远”回国，丁汝昌与津海关道周馥前往验收，举行升旗仪式。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李鸿章命丁汝昌与总查琅威理率北洋水师主力赴朝鲜釜山、元山、永兴湾等处操练，并巡查洋面。不久，李鸿章又派吴大澄等勘定吉林东部国界，命丁汝昌率舰队至海参崴接应，然后折赴长崎进船坞保养（“定远”、“镇远”铁甲舰按设计，每半年必须入坞油漆一次，以防锈蚀，当时中国没有能容纳这两艘军舰的船坞，而前往日本，是最近的选择）。七月初十日，“定远”等军舰到达日本长崎，引起日本民间的艳羡、妒恨心理。七月十六日，中国休假水兵上岸，和日本警察及民众发生争斗，北洋水师总查琅威理一度准备下令向日本宣战，被丁汝昌制止，最终通过外交、法律途径平息了这场争端，日本向中国赔偿5万余元。 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命令各地督抚物色将才，以备任用，分别保奏。七月二十日，李鸿章递交《保举将才折》，丁汝昌名列其中。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清政府定北洋海军官制，在威海择地建造水师公所。九月初九日，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奏准颁布《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建军。十三日，海军衙门根据李鸿章的提名，奏准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旋赏加尚书衔。根据丁汝昌的建议，在威海刘公岛设立水师学堂，培养驾驶、指挥军官；在大沽、旅顺设立水雷学堂，培育鱼雷军官；在山海关设立武备学堂，在威海设立枪炮学堂，培育各级专业军官。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请求，派兵帮助镇压。李鸿章以中国军力不充，准备不足，不建议过早开战，尽量拖延时间。 六月二十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 七月一日，中日双方互相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战争爆发后，光绪皇帝在清流党人的怂恿下，情绪激动。数日间，连发电报指责丁汝昌，质问为何没有战果，提出要将丁汝昌革职，送交刑部治罪。 而当时清政府所下命令，也是前后矛盾，混乱不堪。既要丁汝昌远行寻找日本舰队决战，又命令必须保护大沽、山海关、旅顺、威海等地万无一失，舰队不得远离，“倘有一舰闯入，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而朝廷中的顽固派、清流党也乘机大做文章，名为指责丁汝昌，潜台词则是攻击李鸿章。七月二十五日，对海军事务一窍不通的广西道监察御史要求撤换丁汝昌，河南道监察御史要求治丁汝昌罪，翁同龢等军机大臣也在推波助澜。七月二十六日，清廷明降谕旨：“海军提督丁汝昌即行革职”，七月二十七日，又有圣旨到，称丁汝昌“狡猾避敌”，对丁汝昌的攻击达到高潮。 七月二十九日，李鸿章递交《复奏海军统将折》，为丁汝昌辩护。因为对丁汝昌的指责大都属于捕风捉影，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光绪皇帝降旨：“丁汝昌暂免处分”。 经历了如此一场风波，丁汝昌当时的心情可以想见。 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护送陆军赴朝后正准备返航的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遭遇，黄海海战爆发。战斗开始后不久，丁汝昌即被炮火所伤，但仍坚持坐在舰内的过道中鼓励士气。经过近5小时的鏖战，中日双方互有损伤。 九月二十日，北洋舰队在旅顺完成修理返回威海，“镇远”舰入港时触礁受伤，使得本已元气大伤的北洋舰队雪上加霜。日军进攻旅顺时，丁汝昌被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旅顺陷落后，丁汝昌又被革职，暂留本任。在威海布防上，丁汝昌对陆军的战力表示担心，建议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不料，被戴宗骞误会并举报又成为“通敌误国”的罪证，清廷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在刘步蟾等将领的通电请愿，李鸿章的极力申辩下，清廷命令，待丁汝昌手头事务结束后，解送刑部。 丁汝昌当时所处环境虽十分艰难，仍力图振作，召集诸将，筹商水陆战守事宜。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三十日，即光绪二十年除夕，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递送劝降书，丁汝昌不为所动，决心死战到底，当日，对家人说：“吾身已许国”，并将劝降书上交李鸿章，以明心迹。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三十日，日军进攻威海南帮炮台的制高点摩天岭，丁汝昌率舰队从海上用火力支援炮台守军，发射排炮，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为甲午战争中日军阵亡的最高将领）。由于众寡悬殊，威海陆路南北帮炮台相继失守，刘公岛遭海陆合围，成为孤岛。凌晨，丁汝昌组织的敢死队分为两路，效多的一路负责详攻，另一路则负责将280毫米口径的克虏伯炮炸毁，完成任务后，敢死队全部牺牲。 此后，日本海陆两军配合，并利用剩下的陆路炮台，连日攻击北洋舰队，均被击退。二月五日，日本鱼雷艇夜间偷袭，“定远”舰遭重创，丁汝昌移督旗于“镇远”舰。二月七日，日军舰艇40余艘排列威海南口外，势将冲入，日本陆军也用陆路炮台的火炮向港内猛轰。之后，鱼雷艇管带王平策划鱼雷艇队集体逃亡，刘公岛形势进一步恶化。二月九日丁汝昌登“靖远”舰迎战，击伤两艘日本军舰，“靖远”中陆路炮台发射的炮弹受伤，丁汝昌欲与船同沉，被部下誓死救上小船。 二月十二日，丁汝昌毅然回绝日军劝降，只想以慷慨一死尽忠。当晚，服鸦片自杀，以谢国人。 丁汝昌死后，手下军官牛昶眪盗用他的名义，与日方签订了《威海降约》。威海港，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至此全军覆没。 威海降约 丁氏既死，马格禄、浩威及中国官员数人上岸至牛道台家，遇见瑞乃尔。浩威（洋员）倡议伪托丁提督名义作降书，并亲自拟稿。译作中文，并钤提督印（William F．T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London．1929．P．85．）。当年丁汝昌十名护卫之一的谷玉霖也说：“丁军门自尽之后……集众筹议投降事。”（《谷玉霖口述》(1946年记录稿)。按：谷玉霖，威海北沟人，先在来远舰当炮手，后在提督衙门当护卫。 ） 1895年2月14日（夏历正月二十）下午三时半，牛昶昞与伊东祐亨共同签订《威海降约》。 丁汝昌之死 1895年1月20日，日本山东作战军登陆荣成湾，发起了威海战役，陆路的战斗进行到2月2日上午，以威海卫城的陷落为标志而结束。从这一天开始，丁汝昌在海中的刘公岛上，和北洋海军将士处于日军海陆合围中，进行了悲壮的刘公岛保卫战。 2月3日，1895年大年初九，这天白昼，北洋海军和刘公岛、日岛炮台又击退了日本联合舰队的一次大举进犯，击伤日舰“筑紫”、“葛城”。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被迫改换策略，派出鱼雷艇意图破坏威海湾口的水雷防线。同一天，给事中余联沅上奏，称“丁汝昌蜷伏威海”，“其罪实浮于卫汝贵诸人”，“若不将丁汝昌立行褫除，则海军亦断无起色”，“不杀丁汝昌，则海军亦断无振作”。不过这时，刘公岛与外界通讯断绝，已听不到朝廷里的喊杀声。此后因为听到刘公岛已经陷入重围，替换海军提督不再具有多少实际意义，言官们的声音沉寂了下来。 1895年2月5日凌晨，日军10艘鱼雷艇偷偷的潜进威海湾，发起偷袭。在连续击退5艘日本鱼雷艇后，北洋海军旗舰“定远”不幸被鱼雷击中。虽然中雷同时，“定远”击毁了发射鱼雷的日本“第九号”鱼雷艇，但舰体进水过多，无法挽回，丁汝昌被迫下令将其驶往刘公岛东部浅滩搁浅，充作炮台使用。 1895年2月6日凌晨，日军5艘鱼雷艇进人威海湾，再度实施偷袭，击沉了北洋海军重伤尚未修复的“来远”号装甲巡洋舰，以及“威远”号练习舰、“宝筏”号辅助船。天色大明后，因为“定远”舰内的弹药库等重要设施都已被淹没，丁汝昌被迫下令放弃该舰。 1895年2月7日上午，见连日偷袭已使北洋海军主力舰只几乎消耗殆尽，日本联合舰队出动23艘军舰，在日军占领的南帮炮台炮火配合下，大举正面强攻威海湾。丁汝昌亲率“镇远”、“靖远”等军舰进行顽强抵御。乘战斗间隙，水手教习李赞元受丁汝昌委派，携带密信乘坐“利顺”轮船，由北洋海军鱼雷艇队护卫冲出威海湾，试图突围而出。未料鱼雷艇队护送信使的船只出口后，也随同向烟台方向逃跑，致使刘公岛上士气大落。 当晚，大批护军官兵齐聚海军公所门前，哀求丁汝昌给予生路。“雷艇既逃，军心更乱，纷纷直向丁统领求生路。统领恐军心有变，只得温言慰之，但告各军粮草已绝，炮弹垂尽，进无以战，退无以守。 同一天，山东巡抚李秉衡根据鱼雷艇逃散这一迹象上奏，称北洋海军已经覆灭。 1895年2月8日，军机大臣翁同龢见到李秉衡的奏折，“愤闷难言。”吏科给事中储成博当即上奏，要求“电饬李秉衡将丁汝昌密速在军前正法”。对李秉衡的奏报，李鸿章将信将疑，直至当天黄昏，英国印度支那轮船公司“益生”号商船达到烟台，称经过威海时见到刘公岛炮台仍然挂着龙旗，并未失守。 当晚7时，北洋海军部分军舰官兵上岸，8时，大批陆军离开炮台，连同岛上百姓“共近千人到海军公所门前，向丁汝昌求生路。在当时险恶的形势下，想要能够保全岛军民生命，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只剩下一个，那就是万般屈辱、难堪的投降。前几日面对着日方送来的劝降书，愤慨地称“汝等可杀我，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 的丁汝昌，根本无法接受“投降”这两个字。望着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丁汝昌心中无限感慨，作为一名传统军人，理所当然的天职是与敌战至船没人尽。但是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在当下的处境中，如果没有外援，刘公岛实难坚守，几千条人命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死前途此时都操握在这位颇受爱戴的水军提督手中。沉思半晌后，丁汝昌痛苦地许下诺言，如果等到1895年2月11日还没有援军到来，那时自会给大家一条生路，“丁汝昌晓以大义，勉慰固守，若十七日救兵不至，届时自有生路。” 1895年2月9日，元宵节。日军再度强攻威海湾，丁汝昌乘“靖远”率队作战。 上午，“靖远”被南帮炮台炮火击中下沉，丁汝昌落水后被救起，涕泪横流，叹息“天使我不获阵殁也” ！至此，北洋海军尚有机动力的主力军舰仅剩“平远”、“济远”、“广丙”三艘。当天下午，丁汝昌下令炸毁搁浅的“定远”。同一时刻，前天派出送密信的信使到达烟台。 “即刻水手教习李赞元来烟，称于十三日早七点钟，带‘利顺’小轮往开北口木筏门。时南口倭舰打仗，北口来倭船四只，开炮将‘利顺’锅炉打破，船沉，逃出五人，两点钟被英提督船救起。提督船于晚三点钟开来烟台，行至半路，折回威海。见‘镇远’各船尚在口内，刘公岛炮台皆尚在等语。惟望援眼穿，水陆数千人徒增血泪现派李赞元由水路送信，未知能到否。该弁称丁提督等受困’ 一言难尽，声泪倶下云……” 这天晚上，刘公岛上飘起雪花，“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自杀身亡，实践身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诺言。 还是这个晚上，烟台道台刘含芳派出的密使夏景春，冒九死一生，来到了刘公岛上，带回了丁汝昌“如十六七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的告急信。 1895年2月10日，据时人回忆，丁汝昌望着威海陆地方向，眼睛瞪得如同铜铃一样。 1895年2月11日，白天日军再度发起强攻，丁汝昌督率众舰，击退日舰，击伤“大和”、“天龙”等舰。深夜，海军公所门前拥满了等待最后消息的军民。时间慢慢地到了子时，所有人都知道了结果，他们已经被整个国家抛弃。午夜时分，近万军民哀求活命。丁汝昌眼噙血泪，面前的这些人是曾经威震东亚的中国海军，曾经和日寇在海上尘战5个小时，在外援断绝局面下坚守孤岛并未屈服，还有那些终日与这支军队相伴，为他和他的海军树立“威震海疆”德政碑的刘公岛绅民。在鱼死网不破的结局已经注定时，在大厦将倾、求生的本能压倒一切之时，丁汝昌再也无法，也不忍心来阻挡他们要求活着的愿望。偌大个刘公岛，仿佛是汪洋中正在下沉的一叶孤舟。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要重新面对1895年1月25日下午英国军舰“塞文”号转递来的日军劝降书： “至清国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臣一已之罪，盖其墨守成规，不谙变通之所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掌握政权者，必须是文艺之士，文艺乃为显荣之惟一门路。时至今日，犹如千年之前！ “三十年前之日本帝国，经历怎样辛酸遭遇，如何免于垂危之灾难，度阁下之所熟知也。当此之时，帝国认真取消旧制，因时制宜，更张新政，此国能存立之惟一重要条件。 “夫大厦之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见势不可为，时机不利，即以全军船舰，权降于敌，而以国家兴废之大端观之，诚以微微小节，不足拘泥。仆于是乎以声震宇内日本武士的名誉，请阁下暂游日本，以待他日贵国中兴之际，切愿真正需要阁下报国时节到来，请阁下听纳友人诚实之一言。 “今日阁下之所宜决者，厥有二墙，任夫贵国毅然执着陈旧治国之道，目睹任其陷于厄运而同归于尽耶？抑或蓄留余力，以为他日之计耶？……佑亨顿首。” 当初收到劝降书时，丁汝昌曾不屑一顾，可残酷的形势迫使他此刻不得不重新捡拾起这份万般沉重的书信。 "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唯一死以尽臣职！"丁汝昌道。 北洋海军军官卢毓英回忆，在这最后期限到来的时刻，丁汝昌因身边的亲信僚属陈恩焘早年曾留学英国，遂回身问陈，西方国家海军处于如此境地时，会做如何处置？“盖以军火已磐，军粮已绝, 无可如何，乃问计于陈恩焘。陈曰：外国兵败，有情愿输服之例。遂引某国某人有行之者。丁之意遂决。” 又根据北洋海军营务处候选道马复恒的汇报，当晚丁汝昌数次命令将“镇远”舰炸沉，但是已经无人执行他的命令，“水陆兵勇又以到期相求, 进退维谷，丁汝昌几次派人将镇远用雷击沉，众水手只顾哭求，无人动手。” 夜半孤灯下，丁汝昌在书写一封字字诛心的信件。 同样是在夜半孤灯下，信使夏景春从刘公岛带着丁汝昌的密信已经成功到达烟台，随即有关“定远”等舰失事的情况，以及这么多天来北洋海军、刘公岛守军战斗情形的消息立刻传至清政府中枢。然而望着十万火急的军情，清廷中枢中并无多少人真正在打算如何去援救这支军队，这些消息反而又成了清流派攻击李鸿章、淮系的大好把柄。文笔犀利的言官文廷式，正凭着满脑想像，在撰写一份弹劾北洋海军军官的奏折。 1895年2月14日下午2时，道员牛昶晒在海军军官程璧光陪同下登上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在舰上的军官会议室里签署了降约。画中手持文件而坐的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在他对面低头的中国人是道员牛昶晒，左侧站立的北洋海军军官则是程璧光。 “……丁汝昌向来驻定远船，而定远被轰之时，乃适在镇远，其为先知预避，情节显然。自去岁以来，盈廷弹劾，严旨拿问，而李鸿章护庇益悍，卒至国家利器殉于凶人之手，此实人神所同愤，天地所不容。又刘步蟾性本壬，加之怯懦，素无一战之绩，朝廷误信北洋，委之重寄。今日之事，谁任其咎……李鸿章纵无求败之心^岂有御敌之用？皇上以天下为重，即不忍加诛，亦宜速为改移……” 在又书写了一份给老上司李鸿章的绝笔遗书后，丁汝昌需要做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他端起浸泡着鸦片的酒杯，一口饮下，满脸的凄楚。“只得一身报国，未能拖累万人。”痛苦弥留至1895年2月12日，丁汝昌殉国而去，时年59岁。噩耗传开，刘公岛全岛如丧考妣。同一天夜间，刘公岛护军统领、李鸿章的外甥张文宣亦服毒自尽。 人物评价 人们常提到丁汝昌，据我所知，他和其他中国将帅略有不同，我觉得他是一位具有古代豪杰风度的人物。但丁汝昌的事迹好像不大为人所知，因此，我想摘其大概谈一谈他的为人。 日清和平破裂之后，在许多战斗中没有像威海卫那样的义战。为何称其为义战呢？因为敌人极尽忠义。其他无论旅顺还是平壤，皇军所到之处立即陷落。然而据守在威海卫内刘公岛的丁汝昌，对日本陆海军的进攻则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竭尽全力之后，最终自杀以救部下，这实在是战则以义战，降则以义降。对此，日本则以义而攻之，以义而受其降。这样，于敌于我皆表现出日本固有的武士精神，我想这是绝无仅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