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伯承 刘伯承一向重视情报工作，他经常用“勇是男儿头上的桂冠”、“无角绵羊受欺压，有蛰的黄蜂不可侮”等话语来激发将士们的对敌斗争信心。 刘伯承教授日军军令 刘伯承元帅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优秀的军事教育家，为我军军事院校教育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刘伯承有一句名言，“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刘伯承深知:古今中外任何有力量的军队，都不能“不教而战”；凡有才干的军事家，都懂得首先教育训练干部。“治军先治校”，是他的一贯主张，也贯穿其军旅生涯始终。 辛亥革命爆发后，刘伯承到万县参加响应革命的学生军，从此开始其辉煌的军旅生涯。1912年2月至12月，他考入重庆军政府将弁学堂受训，因成绩优异被选入速成班学习，毕业后担任川军第5师司务长一职。旧军校正规的教育，不仅初步奠定了他的军事理论造诣，而且赋予他“治军先治校”的“旧式经验”。 1926年12月，刘伯承与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担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并率起义部队与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制川军东出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就在泸州、顺庆起义成功后，他就在所属部队办起了军政学校并亲任校长，这是他“治军先治校”理念化为实践的开始。通过治校，使许多刚刚脱离北洋军阀系统的旧军官接受了新式军事、政治思想，站到进步方面来。 1927年8月，南昌起义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刘伯承认为:除了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之外，没有形成共产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没有对部队实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等因素，是南昌起义“根本的弱点”。同年12月起，受中共中央派遣，刘伯承先后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苏联学习两年半，他刻苦攻读了马恩列斯的军事著作和外国许多军事家的名著，因而大大开阔了眼界，加上对南昌起义失败的思考，更加坚定“治军必治校”的信念。 1930年7月底，刘伯承返抵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训练中共各省、特委负责人和中央机关干部，增强他们开展武装斗争的能力，这是他“第一次从事红色军事教育”。期间，他负责讲授暴动方略和游击战、运动战战术，并为中央军委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游击队怎样动作》等材料，一方面作为训练班教材，一方面发到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学校，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建设。 1932年1月，刘伯承直接奔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接替叶剑英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直至同年10月中旬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期间，他针对红军以运动战为主的实际，大力培养运动战人才，贡献卓著。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所向披靡。两相比较，刘伯承深为毛泽东的卓越指挥才能所折服。以后，随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他更加自觉地宣传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 1935年9月，红四方面军总部成立了红军大学(红大)，开设高级指挥科、上级指挥科和上级政治科，由刘伯承调任校长兼政委。当时，正值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独断专行的指挥下，开始大举南下。为治好这支被张国焘带向错误方向的大军，他坚决与朱德等同志站在一起，从整个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积极维护红大中红一、四方面军学员之间的团结，并通过他们影响部队回到正确轨道。 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即组建红二方面军。7月初，刘伯承应邀到红二方面军，给指战员作打敌人骑兵的战术报告，提出了提高信心、接敌处置、利用地形、武器运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则，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追击、有组织的后移以及平时加强演练等问题，深受贺龙钦佩。经他力陈，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出任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成为我军历史上唯一主持过三大主力红军军事教育的人。 作为红二方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不负众望。1936年9月20日，他写出《我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一文，从军事和政治方面提出了训练、教育的要求，特别是提出了进攻、防御、迂回、行军、宿营、警戒以及野战等一系列战术要则与训练方法，对加强红二方面军的军事素质贡献至大。同年12月，红二、四方面军两所大学都并入抗日红军大学(后称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刘伯承顺理成章地成为唯一的副校长。 关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刘伯承本人就是行家里手。刘伯承曾说:我们办好学校要有方针，方针就是抗大的方针。抗大的方针，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个方针的核心是坚持办校的正确方向，就是军事院校教育要为党和军队的政治需要服务，为部队建设服务。抗战爆发后，刘伯承主持的军事院校(包括随营学校、训练班)始终遵循上述方针，并继承了抗大的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保持和发扬了我军院校教育的好传统。 1937年8月，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刘伯承担任一二九师师长。早在抗战初期，他就对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指示:将毛泽东军事论著，作为“第一种教材”。他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人民军队战史尤其是较近的实战战例，应作为第一种教材，只有这样才可以正其本；而日军的军事条令、教令等可作为“第二种教材”，只有这样才能用以分析研究作战对象的特点和战术；苏军的一些条令和军事理论则可作为“第三种教材”，可以开阔眼界，推动军事教育的发展。整个抗战时期，参加一二九师的绝大多数是工农分子，他们政治觉悟高，作战勇敢，但是文化水平较低。在刘伯承的关怀和号召下，部队办起了许多扫盲班、文化班，掀起学习文化的热潮。为练成抗日铁军，他还“运筹帷幄、先胜教场”，先后办过师训练队(班)、师随营学校、师轮训队、师参谋训练班等，大力培养军事、政治、参谋人才。由于他的深谋远虑和把“治军先治校”理念化为实践，一二九师军事素养闻名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华北抗日铁军中的铁军”。 1945年9月，日寇刚刚投降，国共两军拉开战幕。刘伯承领导的晋冀鲁豫地区人民军队，仍然强调“治军先治校”，各级随营学校建制齐全，对加强部队军政素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48年9月2日，中原军政大学成立，时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兼任校长和政委。由于刘伯承的“名头”，中原军政大学在各军政大学中风头一时无两，为中原(第二)野战军培养了大批军政干才，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军事人才支撑。 刘伯承从日军便纸获得情报 刘伯承一向重视情报工作，“很注意抓‘舌头’”。当年与日本人交战时，刘伯承特别注意从日军留下的物品中寻找蛛丝马迹。有一次反“扫荡”，手下一个参谋去厕所时看到了日本人用过的大便纸，拿过来一看，上面画了一个大圆圈，写了几个地名，还写了“29”这个数字。刘伯承结合当时的敌我情况，认真分析纸上信息，判断敌人可能在29日对纸上写的几个地方进行合围，便命令该地区部队撤离。果然日军在29日进行了“扫荡”，结果一无所获。 1942年的某一天，抗联来了一位朝鲜族同志，到八路军指挥部和大家合影，很是热闹了一阵。几天后，有人报告：这位同志突然失踪。刘伯承得知后，又结合其他信息，马上给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打电话：“我判定，他的失踪意味着日本人马上要大‘扫荡’了!”有人认为刘伯承太过敏感而不以为然，但刘伯承找到专门负责保卫八路军指挥部的陈锡联，找好了撤退的羊肠小道。后来的发展也再次证明了刘伯承的判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