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伊始，一声政治惊雷在风云变幻的时空中炸响，且毫无征兆——这就是中共重要领导人张国焘脱离共产党，投向国民党的政治事件。 按照惯例，1938年的清明节也是共同祭扫黄帝之时。国民党中央这次派出的代表为西安行营主任、中央执监委员蒋鼎文，而中共需有相应级别的官员陪祭。 至于中共为什么派张国焘作代表，尚未见到相关记载，可能是他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行主席职务）的身份所致，张自己的回忆也提到这一点。 张国焘那时并不忙碌，他颇为自得地说：“我那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伍修权代理得相当顺手，他很少来麻烦我。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能安静的设计走自己的道路。”（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3册第430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张国焘这次祭扫的随行人员有他的陆秘书、警卫员张海和一个警卫班，他们合乘一辆大卡车，经甘泉、鄜县、洛川到达中部县。 4月5日清明节，蒋鼎文会同省政府主席孙蔚如、省党部负责人任觉伍等到达中部县。蒋、孙、张三人站在前排居中位置，由蒋鼎文在黄帝陵前宣读祭文。 祭祀仪式完毕后，张国焘对随行人员说：“你们先开车回延安吧，我还要到西安去，有事找林主席商量。”根据张国焘的警卫员张海回忆，他当时很焦急地对张国焘说：“毛主席不是说了，叫你扫完墓就回延安吗？”然张国焘不予理睬，祭扫一毕，即将准备脱离共产党的意向略告蒋鼎文，然后与蒋同乘一辆小汽车驶往西安。张海以护卫张国焘安全之名，设法搭上蒋鼎文警卫人员的大卡车，虽然略迟到达西安，终还是在西京招待所找到了张国焘。张海“看到他（张）鬼鬼崇崇的行动，很生气，就产生了怀疑，心里想：张国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为什么到西安又不找林伯渠主席，又不到我八路军驻西安的办事处，却住在国民党的高级招待所呢？”（张海《横眉冷对，英勇无畏》，载《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 蒋鼎文将这一重要情况电话报告蒋介石。蒋介石问了大概，要蒋鼎文速通知戴笠安全护送张国焘到武汉来见他。于是张国焘在特务的严密保护下抵达武汉。中共代表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李克农闻讯后亦先后而至，苦口婆心劝导张国焘返回延安，不成。4月11日，张国焘打电报给毛泽东、张闻天：“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次日，毛泽东等五人联名给张国焘发去劝告电文： 国焘同志： 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然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转引路海江著《张国焘传记和年谱》第17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 张国焘4月16日与蒋介石相见，毛泽东则在这天下午再次电劝，诚恳希望张早日归来，一切事情均可商谈。哪知在次日，张却发表公开书面声明，宣布脱离共产党。几番电文往来，毛泽东知张国焘脱离中共之心已坚，乃在4月19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决定开除张党籍。 张国焘为什么要背叛中共呢？时任陕甘宁边区秘书长的伍修权在其回忆录中有所涉及：“由于统战工作开展，林（伯渠）同志受中央委托去西安代表我党中央进行统战工作，边区政府主席职务就由张国焘代理。我被任命为边区政府的秘书长……其中也确有这么个含意，看张国焘是否搞鬼”，“他对我也一样，彼此互相戒备，心照不宣。张国焘对工作很不起劲，不大管事儿。”（《中共党史资料》第2辑第192页） 而张国焘则说：“说到抗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参加的，根本不分共产党与否。中共作为一个组织，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我单独行动，也可以与国民党及全国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种种约束，人们还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义上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寻找最近的机会离开延安。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考虑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这一次的祭礼是由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至于张国焘投向国民党的方式和时间，蒋鼎文的回忆也有所提到： 张国焘的出奔脱离共产党是民国二十七年四月间的事。那年中央派我主祭黄帝陵寝，中共也派代表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陪祭。某日黎明我起身不久，忽然进来一个人，跪下向我求救，自称是张国焘，要我保护他的生命安全。我身当方面之任，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一面予以抚慰，一面打电报给戴雨农，由戴雨农把他接了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第9期第59页） 5月2日，张国焘发表的《告国人书》称：“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溢于言表，尤深感动。”张国焘认为共产党仅是形式上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实际上“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图发展……抗日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这些话由他说出来，起到了对立彼方无法起到的作用。 张国焘初到西安之日，与蒋鼎文作了一番深入长谈，提供了现时中共对付国民党的相关政策和手法。 为消除张国焘出走的负面影响，中共果断采取相应措施，毛泽东特别重申组织纪律： （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要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