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李硕勋给李鹏母亲留下一封绝笔信，信中要求我母亲培育我成长。在临刑的那一天，他在刑场上大义凛然，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面对国民党反动军警，大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时年28岁。 这个初夏，86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国务院前总理李鹏给我们带来了他的又一本新书。 新书《李鹏回忆录(1928-1983)》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版权页上注明的出版时间为2014年7月。 这部自传体书籍由李鹏亲自撰写，时间跨度从1928年至1983年，共55年。全书共16章，48万余字，收入了130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在书中，李鹏除了大篇幅回忆和妻子朱琳相识、相知并共同抚育小鹏、小琳和小勇三个孩子的家庭生活，也记叙了自己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颖超、李富春等革命元勋交往的经历。在下面的文字中，李鹏回忆了父母相识与父亲就义过程。李鹏父亲叫李硕勋，母亲叫赵君陶(原名赵世萱)，他们于1926年8月在上海大学结成良缘，成为了一对志同道合、相亲相爱的革命伴侣。当时两人都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李鹏父亲后来在只身一人赴海南岛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时不幸被捕。李硕勋被捕后，在狱中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据后来一位被营救出狱的同志回忆，敌人对他进行了各种残酷折磨，以至两条腿都被打断了。1931年9月，在李鹏3岁的时候，李硕勋不幸牺牲。 以下是李鹏新书内容部分摘录。 父母相识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我的父亲叫李硕勋，母亲叫赵君陶(原名赵世萱)，他们于1926年8月在上海大学结成良缘，成为一对志同道合、相亲相爱的革命伴侣。从他们的结婚照片上可以看出，母亲坐在一个大椅子上，相貌端庄、温柔文雅，父亲坐在母亲身旁，身材修长，刚强坚毅。这张照片我母亲一直珍藏在身边，这是她幸福而永恒的纪念。 说起父母亲的相识，还有一段往事。那是在1925年3月，我父亲在上海大学读书。当时的上海大学是我们党参与创办的一所学校，培养出了大批党的干部，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张太雷等都曾在这里任教。 有一位同学叫阳翰笙，他患有胃病，组织上安排他和李硕勋、刘昭黎、雷晓晖等几位同学一同到杭州养病并补习功课。他们四人在西湖边的葛岭山上租了一套四间屋子的平房，自己动手做饭和料理日常生活事务。杭州风景秀丽，气候宜人，阳翰笙的病一天天好了起来。 我父亲随身带了许多关于马列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在那里苦心阅读钻研。有一天，雷晓晖碰到一个叫钟复光的同学，就邀请她来西湖的住处。钟复光后来嫁给了上海大学的一位教社会科学的教授施存统，他们的儿子就是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过了几天，钟复光来到了葛岭山上的住处，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20岁左右的女学生。钟复光介绍说：这个女孩子叫赵世萱，是赵世炎的妹妹，从北京来到上海，准备明年报考上海大学。 就这样，我的父亲和母亲相识了。以后他们同时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们经过相识、相知，互相萌发了爱慕之心，在第二年8月结为终身伴侣。 我的母亲非常喜欢杭州，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湖秀丽的风光，还有她对父亲的无尽怀念。母亲晚年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她还是想回杭州再看一看那令人牵肠挂肚的地方。1982年她终于如愿以偿，在西湖边上的一家休养所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 我的出生 1928年10月20日，也就是农历九月初八，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号。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受党中央委派，正在浙江省从事党的白区工作，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军委书记，后又任省委代理书记，所以未能陪伴在母亲身边照顾她。过了半年，到1929年3月，我父亲才奉中央的调动，回到了上海。 这时候我已经快半周岁了，父亲见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他就问母亲：“给他取名字了吗?”母亲说：“还没有呢，等你来取呢。”他好像胸有成竹，说：“他在我们李家属于‘远’字辈的，就叫李远芃吧。”我母亲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诗《贺雨》，其中有两句是“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我父亲说：“‘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这说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后代，我希望他能够像茂盛的草木一样，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 就这样，我的名字就定下来了，叫李远芃。后来我12岁去延安的时候，蒋南翔帮我改名为李鹏，一直沿用至今。 革命活动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五卅惨案。李硕勋参加了上海各界进步人士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抗议活动，成为上海学生会的领导人之一，后被推荐为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1925年夏季，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成为中国革命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1926年夏季，北伐战争打响了。经过激烈的战斗，北伐军节节胜利，占领了通往武汉的要地汀泗桥和贺胜桥，并且攻克了武汉。革命的中心逐渐转移到武汉地区，中央派遣李硕勋和赵君陶夫妇也来到了武汉工作。 随后，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是李汉魂，副师长是叶挺(后升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受党组织的派遣，李硕勋前往二十五师，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也是他投笔从戎的开始。 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共产党人认识到，我们党不掌握革命的武装力量就不可能取得胜利。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等同志的领导下，发动了南昌起义，并且占领了南昌城。这是我们党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打响的第一枪，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把南昌起义的这一天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在南昌起义中，李硕勋担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后，部队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五师担负后卫任务。这支部队和兄弟部队一起在江西会昌同国民党部队打了一场恶战，伤亡很大。当部队转移到广东大埔县三河坝镇时，国民党钱大钧的部队已追赶到大埔一线，朱德、李硕勋、周士第三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在三河坝镇指挥部队。 鉴于形势十分危急，朱德对李硕勋说：“我们现在需要请示党中央，决定今后部队的动向，你对上海很熟悉，所以决定由你去上海向中央请示。”这样，李硕勋就告别了部队，转道广东前往上海。后来，朱德、陈毅等领导的第二十五师等部队的余部上了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红军胜利会师。 李硕勋到上海以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汇报。随后，李硕勋被留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先后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后又任浙江省委代理书记。1929年春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担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后又担任中央军委委员。 在担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期间，他积累了建立人民军队的丰富经验。大革命的失败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工农红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他在省委的领导下，将当地的共产党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先后参与领导了红十四军和红十五军的组建工作。何昆(又名何坤)和李超时曾先后担任红十四军军长。 这几支红军活动的地区地势平坦，没有可以隐蔽大批军事人员的地方，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建立这样的武装力量很不容易。不幸的是，这几支红军终因势单力薄，在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战斗中被打散，何昆和李超时等同志都英勇牺牲了。 根据党中央的紧急指示，中央的一部分同志从上海等地转移到了苏区。我的父亲也被任命为红七军的政委，接替原政委邓小平。红七军是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以后建立的一支工农红军队伍。 我父亲原定的任务是尽快赶上红七军，把红七军带往江西苏区。就在他抵达香港准备转往红七军的时候，突然接到中央电报。原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蔡和森不幸被捕，英勇牺牲。广东省委代理书记章汉夫向中央报告，希望派一位负责同志来广东主持工作。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中央改变了原定让李硕勋去红七军的决定，任命他为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军委办事机构那时设在香港九龙。 不久，经过组织上的批准，我的母亲带着我一起来到了香港，见到了我的父亲，一家人团聚了，十分高兴。 父亲就义 短暂的团聚后，根据工作需要和省委的指示，父亲只身一人赴海南岛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幸的是，他一上岸就被国民党密探逮捕了。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有叛徒出卖;还有一个原因，他是四川人，不懂当地方言，在海南又没有任何关系掩护，很容易暴露。 我的父亲被捕后，在狱中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他没有丝毫畏惧，以一名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坚贞品格和不屈意志，同敌人进行了顽强斗争。据后来一位被营救出狱的同志回忆，敌人对他进行了各种残酷折磨，以至两条腿都被打断了。身份已经暴露，为了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始终咬紧牙关，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做出任何出卖党、出卖同志的事情，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他给我母亲留下一封绝笔信，信中要求我母亲培育我成长。在临刑的那一天，他在刑场上大义凛然，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面对国民党反动军警，大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时年28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