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罗斯福在1945年4月突然辞世，副总统杜鲁门的仓促上任，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易人，诚然，此时的美国对外政策会出现一些与其前任所不同的地方。但如果将日后中国未能主导对日占领的原因归结于罗斯福的去世，并为此而深感惋惜的话，那就未免太书生气了。作为一国元首，首先考虑的是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即使是在众人眼中对华颇为友好的罗斯福总统，在争取苏联参战的《雅尔塔协定》上，与苏联达成维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保障苏联优越权等出卖中国利益的交易。

事实上，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比原先的估计要顺利得多，中国的作用也就相对降低了许多。而且，当时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所谓“主导对日占领事务”，也仅仅是一种口头允诺，并非书面形式的条约、协定。在国际关系中，条约、协定尚且充满变数的情况下，这种口头承诺显然不必去当真了。更重要的是，战后美苏利益冲突日益加深，在联合抗击德国、日本的合作道路上，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美苏尚能并肩作战，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美苏之间的矛盾就难以再掩盖下去。首先，表现在对德国的占领问题上，由于攻占德国时，苏联及美、英、法各自占领了柏林市及整个德国的不同地区。出于意识形态的相互对立及利益之争，造成日后的德国分裂局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欧洲。

因此，继任总统杜鲁门说“我们希望把日本置于代表盟国的美国指挥官的控制之下，”“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我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在让他们像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美国已经下决心单独占领日本，此时，即使中国有心去主导对日事务，也已不再可能。1945年8月13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统帅，全权处理对日占领事务。8月30日—9月6日，46万美军以“盟军”名义陆续进驻并单独占领了日本。至此，大局已定。

这些因素导致蒋介石对派兵驻日一事愈加消极。很明显，中国充其量只是在美国统领下的一个协助美国去进行军事占领的小角色，势必受制于人，和英联邦的新西兰、印度、澳大利亚一样，没有实际的利益可得。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在美国最初提出让中国派出10个陆军师及一定数量空军(总计约在10万人左右)的要求时，蒋虽立即应允，但将数量减少至3个陆军师。继而，美方又提议中国应至少派遣5万人，蒋又以中国抗战损失过大，后勤供给困难为由，继续与美国讨价还价，最终双方达成只派驻1个师的协议。这样驻军数量就由最初美方设想的10万人减少到了1万人。美方的考虑是：在不影响其独占日本的前提下，让中国尽可能多派军队以此减轻美军的负担。

二战结束后，留驻在日本的数十万美军归心似箭，然而，他们回国去与家人团聚的愿望 却迟迟得不到满足。于是，军心开始浮动，1946年1月，驻太平洋美军举行了大规模集会，要求尽快回国。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不得不予以安抚，来稳定军心。如果蒋介石派出较多数量的军队来替代美军驻防，显然会大大减轻美国政府所面临的这种来自军方的压力。而中方的考虑则是：自抗战结束以来，国内形势愈加严峻，国、共两军的比例已由18.88∶1降为4.5∶1，国民党军队人员数量上的优势在不断降低。既然要继续剿共，以蒋介石以往的经验，没有绝对数量上的优势是很难实现他的既定目标的。面对此种形势，委实让蒋介石不愿再多派军队去参加这么一个仅具象征意义的占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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