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25日
     拉贝也一再提到栖霞山的情况?1938年2月14日?他在《国际委员会关心形势的内部报告》中说：“在南京附近?有许多村庄被烧毁?遭受了严重的战争损害。它们也十分需要南京给予救济。例如我们收到了来自近于荒芜的地区要求救济的呼声?那是一个有2.4万人的栖霞山难民营……南京周围的菜农和农民们的绝望情绪很严重。因为他们不知道春播时应该怎样耕种他们的土地。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外籍人士的栖霞山之行
     1937年底至1938年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财务主管克勒格尔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马吉牧师、秘书福斯特、德国使馆的许尔特尔等人都去过栖霞山，国际红十字会在栖霞山设立了急救站。不少外籍人士为世人留下了记载，《魏特琳日记》、《密勒氏评论报》、克勒格尔《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马吉《栖霞山之行报告》、沙尔芬贝格《1938年1月13日南京形势》，甚至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本战犯时，都曾分别提到栖霞山难民营以及日军在栖霞地区的暴行。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马吉牧师曾冒着生命危险，用一部贝尔牌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拍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残暴情景。鲜为人知的是，马吉还用它记录了栖霞山难民营情景。

     1938年2月16、17日，马吉的两天栖霞之行，就一直带着这部电影摄影机。往返途中，他见到一幅幅凄惨的画面：沿太平门至龙潭的公路干线，在10英里和12英里距离之间，约有80%的农民的房屋被烧毁;逃到乡间的城市老龄妇女被打死，反绑的中国士兵被日本兵处决后扔进了水塘，四川籍的士兵的尸体躺在路上......他将这一切都摄入了镜头。马吉还来到南京千年古寺---栖霞寺，中国和尚告诉这位美国牧师，寺里原有两万难民，现在只剩1000多人。马吉明白：寺庙内的难民不堪日军的侵扰摧残，正涌入江南水泥厂难民营。
     两天中，马吉摄下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有关栖霞的15个珍贵活动镜头，后来他又写出了著名的《栖霞山之行报告》。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财务主管克勒格尔也于1938年1月13日在《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中，记录了日军在栖霞山的暴行：
     (1937年)12月28日我第一次开车去栖霞山，一路上所见让我感到震惊。当时是严格禁止我们出城的，但是我急需粮食，因此我还是开车去了那里，我一路畅通，没有遇到困难。我原先以为，日军的报复行为只发生在南京，因为它是抗日运动的首都和中心，但是现在我才发现，日军在这里的所作所为即便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是丝毫不亚于城里的。
     ……日本军队则在更大的范围内将纵火行为延续了下去。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地枪杀庄稼地里的男女老幼，为此打出的口号是：“搜捕可恶的中国士兵”。许多水牛、骡马被打死在农田里或马路旁，任凭狗和乌鸦啃噬。农民们白天带着财物逃进山里，家里只留下老头老太，然而就连这些人的性命也受到了威胁。在一个小时的车程中，我连一个人都没有看见，就连较大一些的村庄也是空无一人。房子被烧光了，人被打死了，活着的人一见到汽车立即就逃得无影无踪。
     千佛山(栖霞山)下形成了一座难民营，逃到里面的约有1万多人，全都是附近地区的农民。然而日本士兵在这里也没有丝毫收敛。他们任意拉出年轻小伙子枪毙，任意强奸少女。喝醉酒的士兵见到哪个人不顺眼就用刺刀捅死或捅伤，以此取乐，而这一地区恰恰又没有任何医治救护条件。寺庙里的佛像或被抢走或被破坏，就连和尚他们也不放过，也要加以虐待。
     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博士将克勒格尔《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发给了撤退到汉口的德国驻华使馆，该使馆发往柏林外交部的信中援引了上述内容。抗战胜利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汉口驻华使馆给柏林德国外交部的信》作为4039号检证，在法庭上宣读，马吉提供的证词《栖霞山之行报告》中，同样列举了日军在栖霞山的暴行。
     新发现“栖霞难民所”碑刻
     去年12月17日，南京市栖霞山公园管理处施工人员在中峰施工时，发现了记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时任栖霞寺监院的寂然法师如何收容难民23000余人的“栖霞难民所”与“寂然上人碑”石碑各一块。
     已出土的两块碑长、宽均为1米×0.5米，分别断成两段，经拼接后恢复了原状，碑文上字迹仍清晰，这碑体阴刻的文字，详细记载了寂然法师生平和他在任栖霞寺监院收容难民，率众僧和日军斗智斗勇，积劳成疾逝世的全过程。该碑记载：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芦沟事起，烽火弥漫，旋及沪京(指南京)，(难民)载道流亡，惨不忍睹。(寂然)上人用大本、志开两法师之建议与襄助，设佛教难民收容所于本寺。老弱妇孺获救者二万三千余人，日供两餐，时逾四(个)月。道途宁静，始遣之归，真盛德也。事变之后，……上人留守栖霞，苦极艰深，困行忍迈，铁肩负厄，处之怡然。……
     栖霞山难民营是南京大屠杀期间唯一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难民救助机构。当时正是隆冬时节，寺内寺外挤满了难民，其中多数为妇女和儿童——男人多被杀害或被强迫做了苦力。为了保证难民最基本的生活供应，栖霞寺僧众节衣缩食，每日供应难民两餐。由于人头太多，开销过大，渐渐寺里的财力就坚持不下去了，到了1938年春天，只能勉强保证每日一顿稀粥。从1937年12月到次年3月，栖霞寺难民营共计收容难民多达2.4万人。据《寂然上人碑》记载，寂然法师是江苏盐城东台木并茶市(今江苏南通市如东县木并茶镇)人，俗姓严，少年出家，后在宝华山隆昌寺受戒，禅定于镇江定慧寺，后至栖霞寺，因积劳成疾，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十月十二日圆寂，由弟子们葬于寺后中峰。
     当时栖霞寺有些地产和储备粮食，救济难民动用了这些储备粮。寺庙供应难民共用了100多万(市)斤粮食，除陈粮全部吃空外，社会人士还给了一些援助。这段史实在上世纪60年代由香港朱洁轩编撰、并在港出版的《栖霞山志》中也有记载：
     栖霞寺设难民所，广事收容，不期而至者三万余人。尽出寺储，以供糗……不足继之副逋，再不足地方士绅为之募继。
     敌酋犹恐滋事生变，促解散;师抗严争，触怒顽敌。寺众惧祸及，谓师曰：“从井自陷，智者不为，况寺财已出，曷不顺之?”师曰：“释氏方便之教，普度众生。吾人暮鼓晨钟，孜孜穷年，现正面临考验，今兽兵塞途，凶焰未戟。此数万无家可归妇孺，既入慈悲之门，安可违德不卒，推而出之，委诸沟壑乎?”众闻师言，义肝为壮。迄至南京稍定，始陆续遣散，先后达四月有奇，耗米麦杂粮百万斤。
     ″栖霞难民所″、″寂然上人碑″石碑和《栖霞山志》记载了南京沦陷之初栖霞寺难民营的主持人、建议人、协助人以及所收容的难民人数、时间和供给情况，记载了难民营负责人的生平，记载了侵华日军的凶残和寂然和尚与敌抗争、保护难民的决心，并且能与几位外国人的记载和所摄照片相互印证，真实可信，为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新添了珍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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