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以及军事接班人姜维，先后苦心经营了近30年，蜀汉政权还是无法摆脱最先灭亡的命运。三人虽然皆是一时之人杰，但与曹魏、东吴的司马氏兄弟及陆抗等人相比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蒋琬、费祎只能“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却不顾蜀国国力，九次北伐，并在关键时刻战略战术方面犯下致命错误，加速了蜀国的灭亡。

为何诸葛亮亲手培养的接班人会导致如此局面?究其原因，在于诸葛亮的集权心理。诸葛亮执掌蜀汉军政大权，“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最终积劳成疾，病死军中。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形象已成为后世称颂的楷模。然而，过多地掌握权力却导致自己的下属无法得到锻炼的机会。蒋琬、费祎在诸葛亮在世之时，更多的角色是后勤和参谋，而军事接班人姜维更是未曾独立带兵打过仗。对权力的过分热衷使诸葛亮“事必亲恭”，而“事必亲恭”反映出的是诸葛亮举轻若重。“诸葛一生惟谨慎”，这不仅表现在用兵上，更表现在对军政事务的处理上，不仅蜀汉的一切政治、军事以及外交事务，诸葛亮都要亲自过问，甚至“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便是最好的说明。如此状况下，其培养出的接班人得不到充分的锻炼，能力必然存在缺陷，他们执掌的蜀汉政权于三国之中最早灭亡也就不足为奇了。

诸葛亮于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四月刘备白帝城托孤后开府治事，治理蜀汉朝政，至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病逝于北伐军中，前后达12年之久。其间，诸葛亮执掌蜀汉军政大权，实行对内以法治蜀，对外联合东吴、共抗曹魏的战略方针，维持了蜀汉政权与魏、吴两国鼎足而立的局面。诸葛亮死后，其培养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等人先后执掌蜀汉军政大权，直至炎兴元年(公元263年)蜀汉灭亡。

诸葛亮选择接班人

刘备死后，诸葛亮以丞相之职开府治事，掌握蜀汉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对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直接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存亡盛衰。

诸葛亮选择接班人，主要在于人才的选择，而蜀汉王朝在人才方面则受到地域条件的制约。蜀汉偏居西南一隅，人才匮乏，正如习凿齿所说“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究其原因，乃是刘备于汉末诸侯割据混战之初屡战屡败，一直无法建立基业，直至赤壁之战占据荆州后才稳定下来，后虽进据益州，并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奠定蜀汉政权的基础。但早在赤壁之战前，中原人才已几乎尽归曹操，江东的孙氏兄弟也招揽了相当一部分人才，刘备所能任用的，除了在起兵之初就跟随自己的关、张、糜竺等人之外，只有荆、益二州之士。王夫之说“曹操又能用人而尽其才，人争归之，蜀所得收罗以为己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指的就是这种状况。后来，关羽失荆州、夷陵之战刘备大败，关羽、张飞、马良等身亡，黄权降魏，法正、黄忠、马超等智士大将病故，故蜀汉政权蒙受了严重的人才损失。诸葛亮秉政以后，受客观条件制约，其选择接班人的余地并不是很大。人才数量少，而且质量也远不如曹魏和东吴。“楚之士清，蜀之士躁，虽若费祎、蒋琬之誉动当时，而能如钟繇、杜畿、崔琰、陈群、高柔、贾逵、陈矫者，亡有也”。王夫之的这番评论虽有夸大之嫌，但基本上能真实地反映蜀汉与曹魏的人才状况。此外，诸葛亮选择接班人，除了注重个人才德之外，在策略方面与其治蜀的思路是一致的，即以荆州集团为中心，联合东州集团，对益州集团则采用两手策略，即笼络与打击并用之。

刘备占领益州之后，其统治集团内部除了起兵之初跟随他的心腹旧部外，主要存在三个派别，即荆州集团，益州旧有的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荆州集团以诸葛亮为首，主要包括刘备在荆州时加入其集团的荆州人士;东州集团以法正、李严为首，是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维持其统治的政治基础和军事保障;益州土著集团则由益州本地的地主构成，以黄权为代表。早在刘焉父子统治时期，东州集团与益州集团之间矛盾就已经激化。《三国志·刘璋传》注引《英雄记》记载:“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由于益州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中原地区、甚至荆州、江东地区相比，均相对落后;在军事上，益州集团也无法与东州集团相抗衡，一直处于劣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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