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曾经六次巡幸江南，乾隆皇帝也效法皇祖，六次南巡。乾隆认为，自己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西师”，率军西征，平定西北;另一件是“南巡”，在前后30多年中，六次巡视江南。可见下江南在乾隆心目中意义非同小可。

在当时的条件下，皇帝下江南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从北京到江浙，往返6000华里。那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全靠车装船载，马拉人扛，来回一趟，至少需要三五个月的时间。每次出巡，皇帝带领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卫队侍从有两三千人，动用五六千匹马，四五百辆车，上千只船，需要耗费一二百万两白银。乾隆第六次南巡时已是74岁高龄了，如此长途跋涉，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为什么皇帝却不辞辛劳连续南巡呢?

按照乾隆皇帝自己的解释，他下江南有四条原因：一是江浙官民诚心恭请;二是朝中百官一再建议;三是江浙人稠物丰，地位重要，应当亲自去考察民情戎政;四是恭奉母后，游览名胜，以尽孝心。这些说法不过是一种官样文章，其实乾隆心中有着更重大更深层的用意。

第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浙一带是中国著名的鱼米之乡、丰饶之地、工商中心、财赋重镇，是清政府的主要“粮袋子”和“钱柜子”，维系着朝廷的经济命脉。在当时，江浙交纳的粮赋占全国的38%，税银占全国的29%，关税占全国的50%。当时盐课银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来源，盐课银的60%以上来自江浙，仅扬州盐商每年上交的盐课银最多时达600万两。京城每年需要的400万石粮食，2/3从江浙漕运进京。如果没有江浙的巨大财力支持，就不可能造就乾隆盛世景象。每次南巡，除了确保这些正常的国库收入以外，皇帝和权臣还通过摊派、赞助、买官卖官、敲诈勒索、行贿受贿等手段，向江浙的官员和富商捞取许多私房银。

可以说，牢牢控制江浙，充分调用当地丰厚的财力物力资源来支撑庞大的清朝帝国，是乾隆下江南的首要原因。

当然这些只是官方说法，民间关于乾隆南巡之因却衍生出许多不同解释。

一、雾锁江南

康熙皇帝在二十四年间先后六次南巡，康熙皇帝的南巡自始至终贯穿着治世的目的、求索的意图与伟人的风范。

而乾隆下江南就完全不同了，似乎他留给江南的尽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传说故事。他纵横于市井、街头、茶馆、青楼之间，潇洒的身影周围簇拥着无数倾国倾城的南方佳丽。他的身世在江南纠结成一个纷繁的巨大谜团，引发了野史、小说、戏曲、影视剧的大肆追捧。乾隆皇帝的个人生活与荣耀的血统在江南全都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与崩溃。无数俗文化贩卖者的争相传播，让不同面貌的他在银屏上大肆演绎着光怪陆离的八卦传说和丰富多彩的爱情故事。一时间，中国文学与影视作品充斥着这位帝王的喜怒哀乐和恩怨情仇。银屏上到处闪耀着他各色各样的身影，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版本，以致使人厌烦。严肃的历史学者呼吁对清宫“戏说”作品的数量加以限制，但这仍阻挡不住这位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俗文化的演绎中狂泻而出的风流韵事。这一切是有民俗文化作为基础的，乾隆皇帝的各种故事自古就在江南精致的房屋、小巷和潺潺的流水中传播，为平民百姓所津津乐道。尽管这些故事为学院派历史学家所不屑，但其中却蕴含着江南民间特有的尘俗趣味。诸如“乾隆在江南纵情声色，皇后醋性大发，投水自尽”的传说，“大和尚登山途中向乾隆谄媚，致使大皇帝将身上所有物品尽行赏赐，最终裸奔下山”的故事，甚至“乾隆包养美貌江南尼姑，为她在北京修建行宫和苏州街”的故事等等，不胜枚举。如果一定要去考证这些民间传说的历史真实性，将它们一一驳倒，反而显得无聊了。

乾隆皇帝一生中曾有六次南巡，分别为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其中有四次驻跸在浙江海宁陈家的私园中。这引起了后人对他身世的猜疑：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四次到海宁，而且每次都住在陈家，陈家人与乾隆是什么关系?陈氏夫妇是否为乾隆的亲生父母?这一问题看似荒谬，但其实有广泛和复杂的成因。人们对乾隆下江南赴海宁的这个疑问并非空穴来风，它牵扯到清代影响最大的“悬案”之一——乾隆身世之迷。

乾隆身世之迷是清宫四大疑案之一。首先是他的出生地存在疑点：浙江海宁?热河避暑山庄?北京雍和宫?这个问题在史学界和民间流传着不同的版本，而这些版本又为人津津乐道。由于乾隆的出生地直接关系到他的生母是谁：浙江海宁陈夫人?热河女子李佳氏?满洲贵族钮祜禄氏?而他的生母又直接关系到他的血统——他是汉人?还是满人?还是满汉混血?疑点涉及到血统，因此，乾隆身世之谜在辛亥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甚至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然而，现代人眼中民族与政治的争端已然淡化了，人们的关注更多是出于对历史考证的热衷或猎奇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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