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战争史上，还没有一个在战前制定的战争计划能和“史里芬计划”相提并论，无论是它的完美性还是对历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史里芬计划”不仅主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总格局，而且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各国战争计划制定的参照物。它将德意志民族思辩的天赋、大胆严谨的精神，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充分展现在世界面前，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德意志民族一再从历史的迷狂、挫折中迅速崛起的原因。
     一、老毛奇的忧心忡忡和史里芬的雄心勃勃
     德国总参谋部在普法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在考虑未来的欧洲大战了。德国总参谋长老毛奇已预见：德国可能在未来不得不在东西两条战线上作战。他的计划是在未来的两线作战时，对法国先取守势，快速击败俄国后，再反攻法国。老毛奇的计划只是一种防御攻势战略，只想迅速挫败对手，获得有利的和平，目标有限而无追求总体性胜利的野心。瓦德西接任参谋总长后仍遵循老毛奇观点，在1887年，瓦德西曾主张西面暂取守势，对俄国发动预防性战争，但受到俾斯麦的制止。
     1891年，史里芬接任德军参谋总长后提出第一号备忘录，从而提出了绕道比利时迂回法德边界的设想。史里芬判断战争一开始法军就会迅速进攻德国，而俄国的动员速度较慢，所以德国要掌握战争主动权就必须先迅速打败法国，然后再同俄国交战，这就是近现代军事史上著名的“史里芬计划”的核心。1894年他提出了第三号备忘录，彻底抛弃了老毛奇的计划，决定先同法国交手。从1897年到1905年的八年多时间里，史里芬不断地在修改其计划的细节，在他领导下进行的德国参谋总部军官军事演习和野外旅行作业中，对合围和俘虏五十万至六十万“敌军”的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演练，并对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情况都作了充分的考虑。

     “史里芬计划”规定：德国全部作战兵力对俄国战线和法国战线分配的比例为1：8。即开战初以少数兵力，10个师和一些地方部队，在东线借助与奥匈军队遥相呼应，来和庞大的俄军周旋，目的是在法国崩溃之前，把俄军牵制在东普鲁士边境地区，于此同时，在西线集结大部兵力进攻法国。用于西线的全部兵力又分成左、右两翼，分配的比例为1：7。在西线全部兵力的72个师中，53个师都分配在旋转的右翼上，10个师作为旋转的枢轴布置在面对凡尔登的中央地段，仅以9个师部署在240公里长的法德边境上，构成德军左翼。很明显，史里芬要把左翼消弱到最低限度以使右翼达到最大的攻击强度，即使法军攻入洛林，将德军左翼压迫到莱茵河一线，也不能妨碍德军右翼穿越比利时的迂回进攻，而且法军主力东进越深入，以后的危险也就越大，因而也就留下了诱敌深入的余味。当德军右翼迂回成功，席卷整个法军后方时，深入德国境内的法军因远离后方就更易崩溃。这好比一扇旋转式门，越是用力推前面一扇门板，后面旋转过来的另一扇门板打在背上的力量就越大。左翼的任务是牵制法德边界上法军主力的正面，如果顶不住，就后撤以引诱法军向莱茵河深入，进入梅斯和孚日山脉之间的“口袋”，将其捆住。如果右翼得手法军后撤，就紧咬不放，从正面协同聚歼法军主力。
     右翼的任务是绕过法德边界上法军主力的正面，向其侧面实施战略迂回，从背后将法军主力全部包围。这是一个典型的“右肘弯击”，整个右翼以梅斯——提翁维尔地区为轴心，向西南方向旋转，横扫比利时中央平原后，由法比边界进入法国，其右翼右端在里耳地区进入法境，史里芬力求最大限度地向西展开，“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再沿瓦兹河流域南下，到达巴黎西边，再折向东南，然后以宽正面向东挺进，以打击整个法军的背部，逼迫法军向德国和瑞士边境溃散，最终使整个法军主力落入一个巨大的包围网中加以毁灭。在这个巨型的轮转运动展开时，为确保右翼兵力的绝对优势，预定从左翼再抽出两个军来增强右翼，以保持最初强大的攻击力(日益扩大的占领区需不断地从进攻部队中抽兵驻守，会使攻击力逐渐减弱)。
     计划实施的时间表就象火车时刻表那样准确、刻板，计划要求右翼部队主力，自动员下达后第十二天前打开列日通道，第十九日拿下布鲁塞尔，第二十二日进入法国，第三十一日达到提翁维尔——圣康坦一线，第三十九日攻克巴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史里芬期望整个西线战事在6～8周里结束，这也是他估计中的俄国动员所需时间。
     二、大胆冒险与严谨周密的“混合体”
     “史里芬计划”虽然是一项军事计划的杰作，但其中却充满了冒险性。在政治上，该计划的实施粗暴地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践踏了国际法。史里芬曾经想把右翼迂回限制在法国境内，普法战争时的色当会战，德军的迂回没有超出法国境内。但史里芬所处时代各国军队已急剧膨胀，用上百万军队去包围上百万军队，240公里长的法德边境实在太狭窄，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史里芬就打起了比利时的主意，因为在他看来，比利时的中立比起事关德意志帝国存亡的“时间差”的利用，根本不算回事儿。史里芬刚开始拟定这一计划时，只要求横切穆斯河以东的比利时一个小角，以后随着对计划的不断修改“小角”逐渐扩展成很大一片地区，这将在政治外交上承担很大风险，事实上，比利时中立问题成了英国参战的重要原因。在时间上，它忽视了老毛奇关于战争长期性的告诫，把赌注都押在速战速决上，确切地说，企图利用俄国动员的迟缓，打一个“时间差”，对法、俄实行各个击破。这就必须冒法军突破薄弱的左翼，长驱直抵莱茵河、以及俄军攻入东普鲁士的风险。史里芬一生沉缅于“坎尼战”的研究，他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想出现一次坎尼会战，必须一方有一位汉尼拔，另一方又有一位法罗。”他把对法国的战争想象成一个巨型的“坎尼会战”，这就需要一个前提，对方最高统帅必须是一个法罗式的蠢货。事实证明，法国的霞飞远不是法罗，德国的小毛奇更谈不上是汉尼拔。从作战样式看，“史里芬计划”也并非属于他本人所热衷的汉尼拔的“坎尼型”，而是一种放大的“斜行阵”，属于菲特烈大帝的“鲁腾型”。从德国为实施该计划而作的动员规模来看，属于孤注一掷的性质，他一反预备役部队只从事占领和后方勤务的传统，大胆将预备役部队用于第一线，没有留下战略预备队，当时德国的指挥教令中建议“甚至把最后一个营也投入战场”。